首页-「信游娱乐」首页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开发新能源的重要性，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出口增长的同时，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也日益成为中国人担忧的对象。

　　为此，本版近期特推出“可持续发展”系列，共8篇，聚焦新能源及环保主题，希望引起读者的进一步关注。

　　新能源是相对于长期广泛使用、技术上成熟的常规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等)而言，已经开发但还不能大规模使用或正在研究试验、尚需进一步开发的能源。

　　新能源包括海洋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氢能等等。也就是目前通常说的可再生能源(水电除外)。新能源技术在世界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例如太阳能的光热转换，光电转换，地热直接应用，生物发酵及热分解以制取沼气和气体燃料，潮汐发电技术等等。

　　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自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投入和可再生能源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有益于解决中国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恶化问题。

　　除了《可再生能源法》，国家发改委还牵头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制定了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颁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调配暂行办法》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发改委还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联合颁布了《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此外，风能和生物质能资源的普查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再生的能源资源。它清洁且对环境无害或危害很小，其另一特性是分布广泛，适宜就地开发利用。2007年中国风电装机累计已达到605万千瓦，在建420万千瓦，该年的装机比过去20年总和还要多。但相对于中国目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业界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仍不满意。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电力工业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到2006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1.3亿千瓦，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21%。对于大型水电是否列为可再生能源，仍有争论。然而，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尚不足1%。

　　可再生能源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它相对高的成本和所需的电价。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一般比煤电高，生物质能发电为1.5倍，风力发电为1.7倍，光伏发电为11-18倍。可再生能源发展迟缓，与快速增长的火发电装机容量相比微乎其微，因此比例可能进一步减小。以风能为例，中国风能资源相对丰富，据估计可开发利用的风能储量约10亿千瓦，其中，陆地风能资源约2.5亿千瓦，海上7.5亿千瓦。中国推动风能发电近十年了，尽管近期增长较快，然而风电装机容量也只有约605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焦点集中在降低成本，这是共识。然而，过度关注成本和所需的电价，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战略的一个误区。表现在，一是过于迫切降低成本而急切要求设备国产化，二是对可再生能源电价控制过紧。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必然有一个大发展，这一点不应当怀疑。但是，开发时间和速度很重要，这应当是可再生能源战略乃至能源战略的一个重点。简单地说，无论利用不利用，风一直在吹，阳光普照。但是，煤越挖越少，大气污染排放越来越多。

　　大规模地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显然需要设备国产化。但是，设备国产化有一个先引进技术还是先做成市场规模后再国产化的选择。在市场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引进技术需要政府行为和干预。除了扭曲市场之外，引进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谈判过程。相反，有了市场规模，国产化必然随之而来，且速度很快。以火电30万和60万千瓦机组设备为例，当笔者10年前做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机组的电厂项目时，设备基本进口，政府并没有刻意要求国产化。事实是，几年前30万和60万千瓦设备已基本国产化。大市场吸引了技术，造就了中国30万和60万千瓦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

　　另一个问题是行政控制电价。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风能项目的电价实行特许权招标，企业则为了获取项目压低竞标电价，以不到0.4元/kwh中标。而根据风电的基本情况测算，除了自然条件特别好的风场，加上特别乐观的假设之外，能够达到商业要求的风电价格都应该超过0.6元/kwh。经验证明，中标企业可能没有想真正地按建设承诺经营这些风电场，而是先拿下项目，慢慢做，或等待政策，或再与政府讨价还价。当然，为装饰门面，亏本建设经营风电的企业，可能有，但不多。

　　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和价格问题上，必须包括环境治理成本以及资源耗尽溢价。环境治理成本很容易理解，资源耗尽溢价则需要解释。涉及对能源矿藏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经济分析中要计算资源利用的经济成本。由于这些资源无法再生，被耗尽时必须用进口或国内替代品来替代，因此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包括了资源耗尽后其替代品的成本。耗尽溢价或费用可根据经济价格和年开采量占总储量的比例来确定，该溢价与经济开采成本相加后就得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总经济成本。如果在可再生能源定价时，将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价格，扣去用煤发电的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耗尽溢价，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不会比煤电高。

　　此外，还应当动态地来看可再生能源成本和价格问题，不应当将目前国家批给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看成是一成不变。长远的看，不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会上涨。因为，不可再生能源资源价格会因为稀缺和增加环境治理成本而上行，而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则可能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带来的迅速国产化而下行。现在认为被批高了的电价，以后可以下调。除非价格当局认定已经批复的价格永远不变，但是这样一来，那能源价格还改革什么？

　　当然，许多价格上的考虑是出于对提高目前电价水平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至少在现阶段不能成为阻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原因。因为，以目前可再生能源占发电

　　的极小份额(大水电除外)来看，可再生能源电价再高一些并不足以影响整个电价水平。

　　可再生能源的优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对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举足轻重。在资源紧张的现实条件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社会的共同选择，也是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从战略高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以来，虽然不尽人意，但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包含大水电)将占总装机容量的30%以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步伐。国家发改委决定在2005-2007年间设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鼓励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供热和地热泵供热。这些政策和规划为可再生能源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方面，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如通过平摊电价或实行价格补偿等机制，计划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

　　经验证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相对缓慢，需要特殊政策和努力去推广应用。显然，科技攻关，降低生产成本，是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发展的关键。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造成中国能源后备储量不足，资源过快消耗，从而影响能源安全和长远发展。发展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而且时间和速度都很重要。

　　“十一五”计划确定了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发展目标。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十一五”末期的500万千瓦规划目标，但是与可开发利用的约10亿千瓦风能储量和每年8000万千瓦火电装机相比，是一个小数字。发展速度是不是能再快一些，政策能不能更优惠些，措施能不能更有力些？比如，采取风电强制入网和收购政策，强制某一电网范围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还有其它一些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贷款优惠政策。

　　新闻档案资源是一种独特的档案资源，由于其形成条件和折射内容的特定性而使其具备了独特属性与价值。新闻档案资源不仅体现了时代变迁和历史演变，而且反映了国家精神和党政方针。但就国内新闻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来讲，普遍存在重藏轻用、管理薄弱等问题，对我国新闻档案资源的高效管理形成了制约，因此，加强新闻档案资源开发利用途径与对策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一方面，新闻档案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全媒体时代，新闻媒体承担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由于新闻具有真实性、时效性的属性，新闻报道的内容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纪实资料，这就为新闻档案资源历史见证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对这些新闻资料的挖掘，能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生命活力；借助这些资料展开历史回顾式宣传教育，能够有效提高新闻宣传的权威性和吸引力，充分发挥其社会经济服务作用。此外，构建新闻档案管理、服务、反馈机制，将新闻档案资源作为行政决策、科学管理的重要依据，能够充分发挥其育人资政的作用，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另一方面，新闻档案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是深化新闻事业改革的内在要求。以往的档案管理限于技术水平，很难实现高效查询和阅读，所以许多新闻档案一旦归档就被“封存”了，利用率非常低下。但随着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开展，电子档案查询系统的出现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提高了新闻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也为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社会价值提供了较大可能性和可行性。此外，新闻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为未来新闻报道提供背景资料，丰富新闻内容，这无疑为深化新闻事业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档案数字化建设，不仅有利于档案的收集、整理与保管，而且有利于档案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利用。电子新闻档案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更为广泛、直接的传播，以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受众规模和传播范围的扩大，无疑为新闻档案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数字化建设是新闻档案资源实现高效开发与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细分化虽然对新闻档案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但细分化的档案不管是在管理方面，还是在精准查阅方面都将有显著改观。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对于受众来讲，时间就是效益，快捷、精准、高效的阅读才能给受众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只有充分满足受众个性化信息需求和情感诉求，才能形成核心竞争优势，才能拓展新闻媒体的发展空间。

　　具体来讲，开放化是针对受众来讲的，是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前所开展的宣传与引导工作。换句话说，新闻档案资源要想实现高效开发与利用，就必须获得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认知，而这就需要开放化的宣传与引导。虽然新闻媒体可以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展开有效宣传，但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拓展新闻档案用途的基础上，要有针对性地对受众档案资源利用加以科学指引。为此，新闻媒体可以组织开展以新闻档案开发利用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提高新闻档案的关注度和认知度，促使受众在思考中发现新闻档案的益处，为新闻档案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要想实现新闻档案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在新闻档案收集整理、开放利用环节，一定要避免出现“重藏轻用”之类的片面认识和理念。

　　首先，要摒弃新闻档案无用的错误理念。以往人们对新闻档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新闻档案只是一堆过时、无用的材料，档案管理工作可有可无，未能充分意识到新闻档案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建设、新闻事业改革的重要作用。其次，要摒弃新闻档案资源开发有危险的错误理念。很长时间以来，新闻档案都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其机要性和保密性被不适当地放大了，至今仍有部分人对新闻档案的利用顾虑重重，坚决反对新闻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行为。他们担心新闻档案资源的开发，会带来档案内容失密、管理失控的问题，从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事端，而这些思想理念也无疑成为了当前新闻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所以，必须摒弃上述这些落后的思想理念，强化对新闻档案资源开发利用重要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提高新闻档案资源开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是实现新闻档案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的前提。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加强信息化管理已经成为精准快速提供新闻档案资源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档案管理部门要不断推动信息化建设，加大网络设备投入力度，注重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全面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化能力和水平。只有做到人人懂管理，人人会计算机，才能推动新闻档案资源在传播范围、利用途径、检索渠道上发生根本变化，进而真正打破传统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时空限制。可以说，加强信息化管理为新闻档案资源的社会化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实现其高效开发与利用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

　　此外，要想实现新闻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还要将其纳入信息资源一体化管理系统，打造综合开放、内容丰富的新闻档案资源内部共享平台。有必要以一个市或省的新闻系统为中心构建数据库，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手段实现系统内部所有新闻单位的信息资源共享。由于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亲和性特征与优势，很容易被新闻工作者所开发利用。再加上互联网具有互动性、超时空性特征，信息来源渠道异常丰富，能够让数据库始终处于更新、拓展状态，进而为新闻档案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提供内容支撑。

　　可以说，规范收集整理工作，是新闻档案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的重点所在，而要想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信息数据库。全媒体时代，受众对新闻信息资源的要求远高于过去，这就要求新闻媒体树立受众为本理念，不断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做好新闻信息的索引编辑和电子储存。

　　第二，用活电讯稿，丰富档案资源。当前国内时政新闻基本都是新华社播发的电讯稿，规模较为庞大。不管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时事版都是其版面组成不可少的，但又不可能将所有的时事新闻都呈现在同一版面上，这样一来，大量新闻资源就得不到利用而被束之高阁。但若是可以将这部分新闻资源电子化并收入数据库，就可以对其进行二次开发与利用。

　　第三，有效收集整理网络新闻档案资源。互联网时代，面对浩瀚如海的网络信息，新闻媒体要学会精心筛选、合理收集网络新闻档案资源进入自己的新闻数据库，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自身新闻报道的深广度，而且能够为受众提供更加自由、便捷的信息选择，进而充分发挥网络新闻档案资源的作用和优势。

　　在新闻档案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中，如果说树立正确思想理念是前提，加强信息化管理是基础，规范收集整理工作是重点，那么开展信息编研服务就是根本，因为这是实现新闻档案社会服务功能的核心途径。可以说，开展信息编研服务能够为科学决策、投资可行性研究、科学管理等提供可靠依据，能够为实现精准、高效、专业的社会服务创造有利条件。目前，编研服务的开展面临着现实社会要求多领域、完整的、精准的、大量的档案资源的挑战，要想实现新闻档案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就必须做好编研工作。所以，开展编研服务，必须以现实社会发展要求为根本立足点，正确处理基本业务与编研服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在做好基本业务服务的基础上，投入适当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编研工作上，才能取得预期良好效果。

　　总而言之，要想实现新闻档案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就必须明确新闻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在做好数字化、细分化和开放化建设的基础上，树立正确思想理念，加强信息化管理，规范收集整理工作，开展信息编研服务。只有如此，才能为新闻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有力的思想、技术、内容和服务保障，进而实现高效开发与利用的目的，推动新闻档案资源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1] 肖娅姝.报社新闻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档案时空，2012（10）.

　　[2] 马凤波.数据管理网站对新闻档案的分类管理――以中国知网为例[J].新闻战线] 范慧婷.试论网络新闻档案的管理与开发[J].黑龙江史志，2014（13）.

　　[4] 王瑛斌.浅谈新闻档案在网络环境下的创新与管理[J].学理论，2013（1）.

　　生物质能源的主要载体为生物，主要是能源植物。生物质新能源的开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粮食的安全问题。

　　目前各国使用的目前各国发展的第一代生物质能源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玉米、甘蔗、油料作物。其中美国主要是玉米和大豆油；欧盟则是玉米、小麦、大麦、菜籽油、甜菜和大豆油；巴西为甘蔗和大豆油；加拿大为玉米和小麦；中国和印度为玉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为棕榈。而第二代、第三代生物质能源的开发需要对非粮食性生物质能的深度加工利用，这将提高研发的技术难度和开发成本，所以目前的趋势为生物质能源主要以第一代也就是粮食性作物作为生物质能源的来源。这直接对人类的粮食性需要产生影响，特别是对粮食供给的影响。以巴西为例，在水资源丰富和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还不能凸显这种矛盾，但是一旦这些资源受到很大限制时，人的口粮与新能源的激烈大战就会打响。这里涉及到一个人权的问题，人类的自身生存都不能保证，还谈何能源的利用呢？这个问题在我国的情况可能比较突出，玉米被作为燃料乙醇的最主要来源，需求量持续大幅度增加，加剧了供需缺口。例如2003年我国燃料乙醇年产仅有7万t，近几年一路飙升，至2006年已达到年产100万t。市场上玉米价格猛涨，燃料乙醇生产遇到了与民争食的问题。为了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内可耕土地已经筋疲力尽，玉米被作为燃料乙醇的最主要来源，需求量持续大幅度增加，加剧了供需缺口，如果考虑单纯的玉米的来源，那么我们就只能饿着肚皮开车了。

　　非粮食性能源作物的需要也直接挤压着粮食性作物的耕地使用，非粮食作物的高收益率和能源开发的迫切需要的双重挤压导致了非粮食作物的种植对有限的粮食耕地的使用，这将直接导致粮食供给的短缺。

　　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也间接的影响到粮食安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将会诱导使用在原有粮食生产领域的资源到新能源的开发过程中来从而对传统的农业功能发生重大转变，使农业的发展不在以传统意义的农产品为主，那么新的农业的发展应该如何适应这种转变？农业之当展的伦理定位何在？与农产品粮食相关联的市场也将会受到生物能源开发的影响，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对传统农产品的资源、以及与之关联的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也严重威胁着人类对食用粮食产品的利用。

　　在生物能源的发展过程中，生物质能源的来源除了天然的生物外，还会需要对一些生物种质进行基因改良，以便提高生物能源的利用率，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要。现代生物技术在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一环，这种生物技术的应用必然影响着生物的遗传特性，从而也会影响其所处的特定生物环境。所以生物能源作物的培育种植对环境的安全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生物能源的生产来源主要是一些能源作物，而天然的能源作物又存在着产能低、占地广、生长条件苛刻的一些原因，所以要想找到一种天然的品质优良的作物是很困难的，有必要将天然的能源作物使用现代生物技术改良，而这些转基因改良后的作物的安全性评估又是一个值的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所有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安全都要面临的一个风险。所以考虑发展生物能源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都是需要权衡利弊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种植生物质能源作物过程殊的肥料、农药、除草剂可能会产生对周围生态的间接影响。比如对水质的影响，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岸有一个巨大的玉米能源种植区，这些地区是美国最理想的能源作物种植环境，但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大量的化学肥料、农药的使用导致水源的质量逐年不断下降，同业也严重影响了当地渔恶民的渔业生产，所以在总体上因其带来的损失也抵消它的经济效益和环境可持续的代价。

　　生物能源开发过程中必然涉及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生物质能源的开发的能源作物的种植长期来看必然导致新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干扰，数据报告显示截至到2020年为止，美国的谷物和大豆的生物种类将会下降到60%，相比于没有覆盖能源作物的地区，亚洲油棕榈能源作物也将下降到85%，Fletcher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对脊椎动物来说，替代能源作物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要远远低于同样条件下的未种植地区的种类。所以在考虑生物质新能源的能源作物种植时，与当地的生态安全和生物种类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伦理问题。

　　生物质能源虽然相比其他的新能源有着清洁、低污染的优势，但是受生物新能源发展本身的多因素影响，使得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并不是沿着一个低耗能的环境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向前进。

　　生物质能源受形式所迫，即能源危机的迫切需要，导致在环境和生活需要之间的失衡。能源危机问题日益严重，同时环境危机的解决也亟不可待，在面临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双重压力下，短期内很难得到两全其美的解决，人们往往注重短期的生活需要，而忽视长期的环境可持续的需要，甚至以非必须的生活需要满足为由开发生物新能源以换取环境可持续的要求。

　　生物质能源可能在其结果终产物看来是非常理想的低污染能源，但是由于其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导致附属产品和生产环节对环境可持续的破坏容易受到忽视，而且有时候从总体看来，相对于环境的可持续的价值，生物能源的开发可能具有非常大的负价值。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将会改变生物多样性环境，水土流失严重，以东南亚的婆罗洲岛为例，该岛先前是一个环境非常好的热带雨林，随着可再生能源-生物柴油的开发热潮，为了生产更多的棕榈油，这里的人们开荒辟地，扩种棕榈树。导致这里的生物种类急剧单一，而且也造成了当地气候的急剧变化。产能低、占地广和需要传统化肥的作物对后续环境的不可利用性。因为较低的产能，所以需要的种植面积是非常大的，同时对水源的需求也急剧上升,而水资源问题在未来也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生物质新能源的生产需要对生物质初材料进行加工和处理才能获得可以直接使用新的能源。在将生物能源物料加工成生物柴油终产品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还要需要多个过程农用设备及乙醇转化装置还需要大量的传统能源维持生产，以及其加工过程的副产物的环境污染，这也将影响到新能源的环境可持续方面。这个过程中需要直接和间接的使用到基础能源，那么就不能不评估生物质能源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比较。传统的乐观派只是看到生物能源能解决当下的能源危机难题，或者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拉动作用。但是忽视了对生物能源的产出和所投入能源的之间的净收益比较。如果不考虑对基础能源的投入，那么发展和开发利用生物质新能源就不是缓解传统的能源压力，而是加重了能源危机，因而是一种不道德的能源战略。美国康奈尔大学DavidPimentel跟踪了多种农作物生产乙醇和生物柴油的成本，包括种植、生长、收获过程中所需的能源，肥料、杀虫剂的使用以及运输所需能源，种植需要和生产过程中的需要的能源损耗比其产出的能源还要多。这样看来生物质能源的开发的过程也可能产生投入大于产出的可能，所以这种开发可能对于环境的可持续性来说具有消极的影响。

　　生物能源对于原料产地的要求和本身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使得生物能源的发展在国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也成为新的伦理焦点。越来的越多的发达国家将生物能源的生产放在较为不发达的国家中来，将生物能源的负效应转嫁到不发达国家身上，SeifMadoffe认为这将导致“气候殖民主义”，“大规模抢占非洲土地”，欧洲企业，其中一些有外国援助资金支持，正快速地在热带国家建立广大的碳栽培牧场（CarbonMonocultureFields）。关于坦桑尼亚的Saadani国家公园，Madoffe质疑富裕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种植“可再生”碳是否道德，因为这些对当地贫民有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要砍伐热带雨林来给“碳牧场”栽培腾地方。是否真的有大面积不使用的土地？不，这是不可能的。源地释放的碳能够被另一个地方的植物固定吸收吗，或者说碳可以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吗？这就会引发诸如不平等权力关系和不公平商业交易等方面的问题。富裕国家在这些地区种植“可再生”碳，但却会给当地贫民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要砍伐热带雨林来给“碳牧场”栽培腾地方，这样合理吗？此外，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在贫穷国家占用大规模耕地，消耗大量的水资源，污染土地、河流和海岸生态系统，这样做对吗？看看那些欧洲和美国公司拥有的大型种植项目，这些项目还受到“发展援助”的资助。所以在生物能源发展的过程中相同于其他能源的发展，生物能源的发展的在新的利益驱使下，有可能打着发展贫穷国家的经济的幌子来转嫁生物能源风险的目的。

　　在生物能源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多方的利益问题，主要涉及到能源使用者、能源开发者、能源间接的利益相关者的利害关系问题，能源使用者、能源开发者的常常由于直接的与新能源的利益相关，所以往往侧重于它们之间的利益，而间接的能源相关者也因为与新能源之间的联系的潜在性和隐蔽性而常常受到忽视。①富人和穷人间因新能源产生的经济不公平，由于生物新能源的开发往往附带着巨大的投入，所以这种新能源的使用代价也相比传统的能源使用成本要高，而这也将导致新的使用阶层和不能使用阶层之间隐性不公；②如前所述，新能源的开发可能会给直接的能源需求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为能源使用者带来实际的能源便利，但是这对于那些对基本生活的粮食需要者，处在饥饿状态的穷人来说，将会加剧这种利益之间的冲突。除了粮食的危机，因能源开发所导致的农业资源紧缺、农产品价格上扬、环境损失、都以不同的形式与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相连，在这其中经济利益和实用效果可能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关注，而潜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忽视，比如，在生物能源的开发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新的生物能源研究开发面临着一个转换的过程中旧的能源领域的从业人员可能会被要求掌握新的技术，而且新的生物能源生产所需要的新的伦理规范来规范和引导生物新能源生产，所以对旧能源领域转型人员以及生物新能源开发利用所涉及到的相关从业人员的“善”待以及对他们的伦理规导都是需要关注的伦理问题。综上所述，生物质新能源的发展在为当代的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时也产生了一些单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是因为生物能源发展本身所受的多方面因素所导致的。包括经济利益的驱使、能源危机的解决迫切需要、生物质因素的特点决定、环境可持续的需要、贸易公平的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分配等几种伦理关涉，在生物能源的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几方面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思考，因此，笔者在这里提出几条潜在的生物新能源发展的伦理原则以使的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处在一个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使得生物能源能真正的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便利。

　　生物能源的发展必须以满足能源的需要为界限，不能危及到人们必须的、基本的生命需要。依照康德义务论伦理，人是发展的目的，所以必须正视生物能源所涉及到的人的其他利益需求，生命的需要是摆在首要位置的。不能用牺牲食用粮食的代价，特别是贫困人口的饥饿甚至死亡换取部分人的非必须的能源需要。其次要注意生物能源开发过程中的不伤害性，要采用对人无害的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工艺。考虑生产诸环节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最后要注意到生物质能源利用对人类其他必要的生活领域的潜在影响，尤其要注意使用者和生物能源开发相关利益者的联系，保证生物能源的开发不会威胁到这类人群的基本的生命权利。

　　目前来看，大部分的生物质新能源开发利用的回报率不高。整个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从整体上对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能源做总体分析，使得产出的能源利用率大于投入能源消耗率。更不能将新能源的直接经济利益作为开发利用生物能源的充分理由，必须考虑对基础能源的使用成本。在投入资源到生物新能源的开发研究时，必须强调能源效率的净收益。首先，这种效率除了要考虑能源本身的投入和产出效率外，必须要考虑整个能源开发过程中的综合效率的提高，生物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要涉及到对经济、环境、人类生活、气候、以及其他各种潜在的影响，这种新的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的成本是不是太大？这些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还要包括对环境、人、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损失的机会成本，必须保证开发的净利益要大于所有成本的总和。再次，注重对开发生物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目前存在条件下不确定性的风险评估，生物能源的开发所使用技术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包括对生命、社会的影响，所以在考虑总体的收益的时候要考虑这些不确定因素的风险，同时采取适当的解决措施尽可能减少这些风险。

　　生物质能源开发对环境的依赖性也要求生物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也需要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首先，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对环境的污染，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必然产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所以生物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必须确保它比化石类能源的对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要效果更好，需要制定必要的环境可持续性标准。再次，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要适度，不能超过环境的可再生限度，杜绝粗放的使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方式，同时要兼顾代级之间对环境的需要。当下的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不能影响到后代的生态系统的安全。要求在开发生物质新能源的过程中考虑到持续性的对土地、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的综合因素，也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和生存的气候环境。最后，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必须保证生物质来源的安全性，考虑到生物技术改良的生物资源对环境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影响。保证不危及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2009年开始逐渐得到了全国各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强调各地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并不断创新各种节能减排技术，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优势互补，最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战略性和新兴性是独立的两个不同概念。战略性具有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全局性特点，它对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表现在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换，保护国家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同时能够广泛提高人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增加就业机会等。而新兴性是针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所具备的一个特性，它具有创新性、需求性、盈利性和成长性等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涵盖了七大类，即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对新能源的不断发现和利用，及开发新能源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步骤，叫做新能源产业。当然，除了对新能源的开发，该产业还包括了对产品的科研、应用和推广以及生产活动，其本质是将太阳能、海洋能、风能等非传统能源进行能量间的转化进而应用到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一种高新技术产业。

　　所谓新能源，即是区别于传统能源的新型资源，它包括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能、核能、地热能、潮汐能等能量形式。太阳能就是把太阳的热量进行转化，通过科学技术应用到发电、干燥、制冷及淡化海水、制作水泵等方面。风能作为一种可再生新能源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不仅高效，而且清洁无污染。在交通不便的山区、边疆等电网还难以到达的地方尤为重要。生物质能是世界上最为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是通过借助于微生物的化学作用生成沼气，或者是运用热解法制造燃料。新能源产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有重要意义。首先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的能源独立，减少能源对外国的依赖。新能源的发展能使能源来源多样化，大大增加能源利用的便利性，还能促进节能减排，保护环境。

　　其次，新能源产业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重大意义，进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现阶段， 通过转变能源利用方式，开发使用新能源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但是，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正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必须通过突破关键技术，以不断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调整能源结构，以增加经济发展中新能源所占的比例。比如，为了不断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必须要提高天富测速网址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的比例，开发建设新能源制备制造基地以及沿海新能源基地。

　　最后，从长远方面看，新能源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最近数据显示，各行新能源产业在经过长时间的规整、改善和升级后，那些曾经跌落低谷的产业盈利能力逐步增强，复苏迹象明显，基本面出现好转。新兴产业的盈利性特性决定了产业初期不可能迅速的收到明显的效益效果，产业前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资金和科技的投入都是日后产业收益的保证。目前，国家对于国内风电投资、各风电企业的开办逐步增加，为了进一步加速“十二五”风电发展目标的实现，政府及相关部门即将出台《促进风电行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风电业景气回升。由于各种智能机的兴起和流行，锂电池产业也有了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一系列的新能源产业的“咸鱼翻身”式发展可以看出，新能源产业有十足的发展后劲。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显现。如：在短时间内，新兴能源在跟多地方仍然无法替代传统能源，这在一方面是由于本身科技程度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普及力度不够。一项新的生产技术被广泛采用需要很长时间；最重要的仍然是核心技术尚未突破。目前为止，在风电方面，我国仍然对设计原理性技术不够掌握，只是对少数风电设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使得我国在多数产品业中只能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过分依赖进口，导致大量流失利润；另外存在的问题还有产业结构仍不完善、发展门类不齐全等。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比重还将明显上升，将充分发挥其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国家也将出台各类“增温”和“降温”政策对新能源产业中的过慢或过快的发展进行科学有效的针对性调整和改进。新能源发展行业的选择是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一步，应遵循全球能源战略的发展趋势，并且从因地制宜的角度出发，在缓解国内能源问题的基础上做好能源利用和发展的长远打算的预测。同时，要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拉动内需，充分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当前，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都把新能源作为重要举措。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7 00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其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奥巴马提出在未来3年内增加可再生能源产量一倍，2012年占发电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增至25％。未来10年将投资1 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替代能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动用40亿美元政府资金，支持汽车制造商重组、改进和技术进步，生产更高能效的混合动力车。到2015年节能车可达100万辆。投资45亿美元对联邦政府建筑进行改造，10年内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奥巴马提名从事替代能源研发的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出任能源部长，显示其对研发可替代能源、发展新能源和改变美国能源消费方式的决心。奥巴马提出，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

　　奥巴马的能源新政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管清友，2009)m。奥巴马能源新政是美国摆脱经济衰退，抢占新能源制高点，巩固美国主导世界地位的新的施政纲领。其实质是通过技术革命带动能源革命，并进而推动产业革命、经济革命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格局，重新确立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我们应该汲取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把基于技术进步的新能源产业放在战略位置。紧密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的方向，加强新能源产业技术研发，制定能源发展战略。能源战略不能仅仅是立足于现有经济、技术及能源生产与消费格局的支持性战略，而应当是既立足于现实需要与可能，又放眼能源革命将要推动的技术与经济革命的推动性战略，以使我国在以新能源为突破的工业革命前进途中与世界发达国家保持同步，占领新一轮经济社会革命的制高点，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层次，扭转我国在先进技术和高端产业领域长期落后的局面，不仅成为新一轮社会经济变革的参与者，而且成为主要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一般而言，一个产业所包含的技术不是单一的技术，是一系列生产技术的组合，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整合体。产业技术应该是以一定的主导技术为核心，多种生产技术与之相匹配，具有特定结构的技术体系。产业技术升级，既可能是整个产业内的全面技术升级，也可能是产业内的主导技术的升级，或者是辅助技术的升级。产业主导性技术升级导致了新产业的形成；辅助技术实现突破性升级，再和其他技术组合，往往也会形成一种全新的产业。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这种主导技术的突破性升级，不一定就是全新的发明，也往往是在“已有”技术上的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主导技术。

　　产业技术的升级分为渐进性升级和根本性升级2种，根本性升级又分为链间升级和链间跨越升级2种。渐进性升级是渐进性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工艺技术、产品设计、制造技术的渐进创新，表现为链内即同一条产业链内节点间的移动，由较低层次的技术升级为较高技术层次。渐进性升级主要是渐进性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带来的，其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没有变化，表现为产品的改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比较典型的产业发展例子是计算机产业，从过去的苹果机，到286、386、486、586机型，再到“奔腾”机乃至“迅驰”机，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创新，功能的不断强化，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从而扩大了市场需求，计算机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本性升级是根本性创新的结果，是技术的突破，产生重大产品，伴随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的改变。有的重大技术出现，甚至带来新产业的诞生。根本性升级是技术的跨链升级，由一条产业链变迁为另一条产业链，是产品设计、制造技术的根本性创新带来的，是技术范式、技术逻辑、技术轨道的跃迁，称为链间升级；如果链间升级跨过了中间的技术链，直接跃迁到最先进的技术链，则称为链间跨越(见图1)。

　　根据产业成长曲线，产业发展到成熟阶段维持时间很长，技术的发展则经历由产生到成熟再到淘汰的过程，且其发展呈s型曲线，这是由技术发展规律决定的(见图2)。当产业技术到达技术极限时，出现创新陷阱，表现为旧技术的投资边际报酬率极低，而此时新技术的起步极其艰难，而且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新旧技术交替过程中，无论是旧技术的创新还是替代技术的创新都存在极大的风险，是技术间断期，也是创新陷阱期。从整个产业来看，产业技术链出现不连续，存在间断期，这种产业技术间断正是产业升级到来的象征，其直接原因是根本性技术创新的出现。

　　“技术跨越”(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荷兰学者Luc Soete(1985)在通过对新兴国家为主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考察研究后提出来的。Nawaz Sharif认为“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从一个s曲线跳到另一个s曲线为技术跨越”。Keun Lee和ChaisungLim在对韩国D-RAM芯片、汽车、移动电话、电子、个人电脑以及机械工具产业的技术进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产业技术跨越是产业链的整体跃迁。国内学者王伯鲁、王昌林等认为，产业技术跨越是指沿着产业技术由低到高的顺序，一次跨越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技术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更高效率的技术发展阶段的产业技术升级。而陈德智等则认为技术跨越是一种非连续的技术进步方式，旨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缩短与技术领先者的差距，赶上或超过技术领先者，并获取持续自主创新能力；间断、不连续是技术跨越的基本特征，其表现为技术或产品的代际或阶段的跨越。

　　产业发展由于技术范式的根本改变而导致新的产业技术出现，或由于根本性的技术创新而使技术链不断跃升，从而实现产业的跳跃式发展(见图2)。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利用产业跳跃式发展规律，使得一个企业可以通过根本性技术创新，越过产业的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最前沿的产业技术系统，参与全新的产业竞争；也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绕开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轨迹中产业发展的某些中间过程，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缩短工业化进程，直接进入产业现代化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的产业革命的萌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推动了煤炭大规模使用，煤炭作为新能源代替了木材等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出现，推动了石油的广泛使用，并很快成为最主要的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原子能、风能、计算机和航天技术，其中与能源相关的主要是核能技术的发展，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核能没有获得广泛的发展。笔者认为，下一轮工业革命也必将和能源替代密切相关。石油等传统能源是工业经济的血液，因而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必将是革命性的，也只有出现替代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新能源的广泛运用，才能彻底改变整个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才能称为新的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促使转变整个能源利用方式，以可再生能源重构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继而催生一轮以能源为主导的全球新技术、新产业变革，最终实现全球分工体系的大“换血”和全球利益的大重组。以本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奥巴马推动能源新政，意味着新一轮工业革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了。这是自18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可以与欧美发达国家一道参与其中的经济革命，也是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与欧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甚至获得竞争优势，是200多年来中国拥有的最大的战略机遇，也蕴含着巨大的挑战。

　　我国十分重视新能源发展，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制定了新能源发展的相关规划与政策，水电、生物质能、风电和太阳能等技术已经成熟或接近成熟，具有大规模开发利用的良好前景。

　　已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的共同特点都是极大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令人遗憾的是，前两次工业革命我国都没有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国虽然也算是一个参与者，但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参与者，时至今日仍处于追赶者的位置，每年需要向发达国家支付大量的专利使用费。而此次以能源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刚刚开始，虽然在技术开发与积累方面我国总体上相对落后，但差距并不大，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完全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赶超目前暂时处于领先地位的欧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发展机会与欧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同等的。

　　世界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还比较低，大规模产业化的成熟技术较少。我国在建和规划的核电规模世界最大，核技术自主能力达到三代水平；2008年底，风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21万kW，跻身于世界风电装机容量超千万kW的行列，成为亚洲第1、世界第4的风电大国，风电设备制造技术国产化达到了一定水平；在太阳能利用方面，太阳能热水器和地热采暖等技术已基本达到经济可获利技术指标，技术已基本成熟并研制开发出了实用产品，具有一定的获利能力和一定的市场，形成了初步的产业基础。2008年我国光伏产品产能已达到250万kW，占全球总产量的35％，太阳能光热产业基本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从“十五”开始布局实施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和“节约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重点开展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研发，国产新一代燃料电池轿车的最高车速已达150krn／h。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几个重要的新能源的利用方式已经或者接近找到各自的盈利模式，我国能源产业革命在技术上已拥有了较好的基础，新能源广阔应用前景已经打开。

　　传统能源安全观是围绕石油的“买得起、买得到、运得回”等供应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的(张宇燕，管清友，2009)。能源转型应该成为中国最核心的技术创新，应该成为IT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超导、纳米)产业和社会发展合成的革命，这个革命的主导者应该是中央政府，这个改革的参与者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这个改革的使命应该是建立2l世纪的中国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能源竞争是能源技术的竞争，我国能源安全应在传统能源安全的基础上考虑能源技术安全问题。

　　我国发展新能源大部分从引进技术开始，逐步消化吸收，部分实现了自主化。目前，我国的新能源门类较齐全，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技术及其应用存在较大差距。这个差距不仅是技术上的，在组织实施和管理机制方面也存在问题。

　　近年来，许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步骤，也没有重点，有些只顾及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发展。如地热能开发，有些地方盲目大量开采地下热水，造成地面竭陷、热水量减少、资源过早枯竭。有些地方地热利用技术水平低，方法简陋，资源大量浪费。一方面，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投入相对不足，生产工艺较落后。在一些技术比较成熟的领域，已经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但研究开发基本停滞。如，太阳能热水器技术成熟，但由于企业分散竞争，研究开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进步较陧，能源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缺乏稳定的研究开发支持。如，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进行煤制油技术的研究开发，经历了四上三下的过程。直到21世纪初，仍然没有进行工程化试验。而美国联邦政府对煤制油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项目持续支持了30多年，至今还没有规模化和商业化发展。

　　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才密集，研究水平高，研究成果多，但转化为企业的实用产品少；近年来抓经济效益，导致只抓产品开发，放松基础应用理论研究，许多开发出来的产品，由于不重视示范、试点，推广不开或很慢，这些都影响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另外，我国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以政府投入为主，大部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由大学与科研院所承担。由于大学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分离，研究成果距离可应用的程度较远，加上缺乏技术转移机制，成果的产业化滞后。如，从“九五”时期开始，新能源汽车就成为国家863计划的重点，是科研经费预算最多的项目。2005年立项的863计划中与燃料电池和混合动力汽车相关的项目有60多项，总预算2.5亿元。但其产业化进程缓慢。

　　虽然研究开发投入和专利不少，但是大部分是技术和非核心技术，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往往只能制造一些配套设备，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还要依靠进口。如，在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风能设备制造领域，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风能设备和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国产化，但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国产设备和装置的能源转化效率较低。尽管目前我

　　国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及组建的加工规模居世界第3位，但不掌握硅材料的核心技术，加工光伏电池及其组件的设备主要靠进口。由于国外控制硅材料的核心技术，引进硅材料生产线，单位产品耗能高；光伏电池的效率普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4％。又如，我国潮汐能发电、地热发电技术已经实用，但还存在防垢防锈问题。风力发电机不能适应风力变化和负荷变化等。

　　主要表现在新能源产业链不完整、不协调，终端应用环节政策安排明显滞后，产业链各环节无法有效对接。这个问题在风电领域尤为突出。我国在上游设备制造业的基础研发能力滞后，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但是设备生产却呈现“井喷”，目前我国风电机组整机制造企业已超过80家，缺乏统一标准和检测体系。2008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624.6万kW，位列全球第2。但是，风电设备制造业的急剧扩张和风电场建设的风起云涌，却被相对滞后的电网扼住了“喉咙”，风电“发得出、送不出”成为制约风电产业发展的瓶颈。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定了鼓励发展生物柴油，但因没有生物柴油标准，生物柴油不能进入销售主渠道。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的新能源战略目标不明确，政策不稳定，一些研究项目上马又下马。二是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开发与示范、推广相结合的体系。由于资源分割，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脱节，研究开发与试验示范脱节，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脱节，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专利没能及时得到应用；由于缺少中试资金，有些新产品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考核就批量用于工程。三是缺少共性技术联合研究与利益分享机制，导致一些具有共性的研究项目低水平分散重复，造成资源浪费。

　　发展清洁新能源是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解我国能源安全和环境压力具有积极意义。尽管我国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远不能满足国内能源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改进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规划与组织实施管理，提高研究开发的效率。

　　目前，大部分新能源还属于补充能源，尚不能大规模替代传统能源，发展新能源技术是一项长期任务。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要与国家的能源战略紧密结合，做好长期规划。一方面，对一些相对成熟、已经进入产业化的技术，重点进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另一方面，对一些新兴技术进行探索性研究，增加技术储备。

　　由于目前大部分新能源技术尚未成熟，成本高于传统能源，其利用和产业化有一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加上新能源的利用具有环境保护等社会效益，因此，发展新能源技术不能仅靠市场机制，政府应在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打破部门界限，建立产学研结合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体系；制定新能源技术的技术路线图，加强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各环节的衔接，增加新技术的工程化试验和示范项目投入；以企业为新能源技术集成平台，以示范项目为纽带，促进产学研结合。

　　新能源技术属于战略性高端技术，核心技术不可能通过技术扩散获取，必须具备自主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主要以科研机构为主体，企业研发投入较少，科研人员缺乏，尚未形成研发促进生产的内在机制。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树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扶持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研发中心，逐步建立“企业为主、政府推动、科技服务体系联动”的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同时注意推进国内技术研发与转移的制度性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目前，许多新能源技术处于研究开发的初级阶段，研究开发投入大，周期长，需要跨学科的联合攻关，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属于共性技术。为了提高研究开发投入的效率，要建立共性和共享技术联合开发机制，以利益和知识产权分享机制为纽带，采取多种方式组织企业、科研机构联合研究开发共性技术。

　　SINPD是指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制造商集成供应商的专业技术并赋予其适当责任，供应商向制造商提供技术支持与创新资源并参与决策，共同促进产品开发绩效的过程[1]。例如波音、克莱斯勒、丰田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供应商进行合作创新，让供应商参与到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中。

　　近年来，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在汽车行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与零部件供应商的产品研发能力都比较薄弱，产品研发投入与风险成本都比较高，零部件供应商参与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以共同推动产品开发与创新不失为有效的合作模式。通过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供应商不仅可以学习制造商的先进技术和开发经验，加快产品开发进程，而且可以与制造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更愿意共享一定的技术与知识，建立深层次的配套关系和稳定的供应关系。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创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新产品开发需要更多分工与技术支持，单个企业已无法在所有技术领域保持优势，必须依赖更多的外部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大多从业时间短、规模小、研发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和电控等关键领域缺乏技术沉积与经验积累，整车企业对零部件供应商的带动效应不明显，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新产品的开发。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主动让零部件供应商参与到其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中，结成合作开发联盟共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可以共担开发成本、共享创新利益。零部件供应商可以根据整车生产企业的要求生产出市场定位准确的产品，确保相关零部件的稳定、低价供应，提高配套水平，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只有制造商与零部件供应商共同联合，对市场信息与消费者需求进行准确定位与把握，才能更好地集成市场反馈信息与自身研发能力。

　　作为重要的创新源泉之一，供应商在参与过程中，给企业带来效益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新产品开发项目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研究表明，50%的企业与供应商合作开发新产品的实践并不是很成功[2]，而新能源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开发还处于摸索阶段，供应商如何参与、何时参与以及参与程度如何等都有待深入研究[3]。在这种背景下，对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供应商进行有效的选择管理非常关键。不是任何供应商都可以参与到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中，汽车制造商从庞大的供应商群体中筛选出能在新产品开发方面与自己“心有灵犀”的供应商时，应考虑哪些关键因素很值得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基于此，本文结合新能源汽车这一个性产品的研发特点，对参与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选择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探索性提出了4个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选择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基于供应商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选择影响因素模型，以期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参与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选择及管理提供参考。

　　供应商参与即在新能源汽车的开发阶段，制造商邀请供应商一起合作，共同参与新产品尤其是关键零部件的设计与开发，这种研发模式可以集成双方的智力资源优势，通过实时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提升产品开发进度与品质。至于供应商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参与并没有明确界定，供应商参与可以是只给制造商提供一些细微的设计与开发建议，也可以是负责特定部件或子系统的开发、设计与制造。

　　传统上，制造企业对供应商的选择一般基于质量、成本、交货期等影响因素，但在供应商参与新能源汽车开发环境下，制造商与供应商的关系从采购交易关系转变为合作开发关系，且新能源汽车产品有着自身个性特点，对供应商的选择除了考虑质量、成本、交货期等影响因素外，还应结合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特点，从新产品开发、制造及售后保障(如配套设施)等角度出发，考虑供应商的技术创新能力、设计能力以及合作开发能力等[4]。因为基于供应商参与的供应商选择评价目的不仅仅在于从众多的供应商中选择最能满足企业采购需求的供应商，而是更侧重于从众多的供应商中选择具有开发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的供应商，让供应商参与到企业的新产品开发项目中，更好地利用供应商的资源，以保证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项目的顺利实施，能够以较低的开发成本以及较优的产品质量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同步提高制造商与供应商的核心竞争能力。

　　如何选择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就必须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供应商选择综合评价，本文主要从供应商的自主创新能力、供应商的成本控制能力、供应商的后向整合与服务能力、供应商的信息集成能力4个方面来分析。

　　何华安等[4]针对汽车企业选择参与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的特殊需要，提出供应商的创新与发展潜力是供应商选择评价指标之一。新能源汽车的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制造商对供应商的依赖除了质量、价格等传统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供应商的自主创新能力与产品的创新性。从产业价值链来看，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价值链中利润最高且最为关键的部分，特别是对于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技术的研发，比如混合动力汽车主要是提高长距离行驶中的节能性，电动汽车则主要是研究电池的性能以及电机动力系统技术等，这些技术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目前的薄弱环节，我国要抢占新一代汽车技术主导权，跨进国际新能源汽车发展前列，企业自身必须要加大自主创新研发力度，注重技术的自主创新[5]，供应商也必须具备自主创新的文化理念和源源不断的自主创新能力[6]，这是双方进行信息、知识集成与创新的必要条件。koufteros 等指出在供应商参与过程中，供应商的新产品开发能力与创新能力是供应商参与的必备条件[7]。通过双方的合作与自主创新加强双方实力与技术积累，避免新能源汽车发展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发展怪圈。

　　供应商的自主创新能力可通过其所拥有的专利数据来评估。有学者指出，专利数据是唯一可以获得计量知识创造活动的工具，其它数据，比如研发产出量/速率、新产品产出量/速率等往往是商业机密而无法广泛获取，对那些涉及到较长时期较大样本的研究工作，往往只有专利数据是可获得的[8]。企业的自主创新与知识创造密不可分，知识创造可以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9]，所以专利数据是供应商自主创新能力强弱的外在表现。

　　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因素除了其核心技术之外，成本过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因素。目前我国对于动力电池的基础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成本较高，因此积极推进基础性原材料的国产化，或者积极研发新的本土化材料，将是解决电动汽车电池动力技术瓶颈的关键。同时，新产品开发的投入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比较高，甚至在产业链的后端，涉及到充电设施的广泛建设及售后服务与维护的运营成本等，如电动汽车的基础配套设施包括充电站网络、车辆维修服务网络、多种形式的电池营销、服务网络等，建立一定数量的公用充电站并配备专用电缆及插座等是实现电动汽车产业化的关键。新能源汽车技术上的不成熟、生产批量小带来的成本无法摊销及进入市场的基础设施铺垫等致使新能源汽车价格居高不下[5]。

　　因此，制造企业要提高市场占有率，就必须控制其产品总成本。汽车是典型的复杂产品，其中零部件采购成本占总成本的70%左右，所以从采购的源头开始就要严格控制成本。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初期，如果供应商能够提供低于其它竞争对手的零部件，则对制造商来说更有吸引力而愿与其合作。另一方面，在新产品开发的概念阶段、设计阶段、生产阶段等都需要供应商的积极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商一般不愿意对供应商进行频繁更换，更换不同的供应商对制造商来说需要付出相应的转换成本和风险成本，如果供应商能控制其产品的总体成本，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满足制造商需求的产品，则这样的供应商更具有合作优势。在供应商选择时，制造商应考察并了解供应商的零部件总体成本控制规划及售后服务成本的大小等。

　　供应链后向整合与服务水平也可以理解为供应商对其产品在供应链后端特别是使用环节的关注程度或后向一体化整合水平。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不仅取决于汽车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取决于消费市场上配套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程度。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单独承受的。而且新能源汽车的基础配套设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充电站，只能对电动车充电，对其它能源的汽车无法充电等[5]。完善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相适应的基础配套设施，需首先解决电池充电问题，处于供应链前端的电池供应商在产品研发时就应充分考虑到最终客户的使用便捷性，因为他掌握着电池性能与使用条件的第一手信息。电池供应商应主动通过后向整合，联合包括整车制造、充电站建设有关的能源企业在内的上下游各类企业共同组建技术联盟[10]，发展服务型制造，规划并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服务网络，如公用充电站、能源补充站、维修设施的建设等。

　　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重在延长整个下游的供应链和建设行业领先优势的基础配套设施[11]，通过零部件供应商的后向整合与供应链上各成员的协同努力，达到供应链的后向集成，形成新能源汽车从零部件研发到最终使用环节完整的供应链，是新能源汽车实现消费落地的重要措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来说，关键零部件供应商不只是生产出技术水平先进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产品在客户端能够实现便捷使用，即提供给客户的应是基于服务型制造的产品和服务包，使电池的全生命周期使用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对于处在供应链核心地位的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来说，其在选择参与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时，尤其要重视供应商对其产品全生命周期负责的服务型制造与供应链的后向一体化整合水平，以最大化地满足客户使用要求。

　　所谓信息集成能力是指供应商对不断变化的市场信息的敏感性及对信息的筛选、吸收与利用能力，即在新能源汽车开发活动中能够及时捕捉各种相关的产业化发展政策信息以及用户需求信息等，通过筛选、学习、吸收而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并反馈于新产品的开发中，这将是新产品开发的重要输入。如国家新制定的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新能源汽车标准化要求等。新能源汽车是发展中的新兴产业，国家的相关支持政策与最新的技术标准等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风向标。尽管近几年国内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标准与法规，如《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术语》、《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风窗玻璃除霜除雾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但是这些主要是对新能源汽车的测试、性能和安全方面作了基本规定，仍需要不断完善，如电池尺寸标准、电池更换标准、充电站标准、车载充电机标准等都未颁布[12]，所以这些实时信息对发展初期的新能源汽车开发非常重要。

　　新能源汽车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只有能将国家支持政策、用户需求等理念同步融入新产品开发过程中，这样新产品才具有前瞻性，才能趋于完善，最终满足市场需求，而被用户所接受。

　　从以上分析可知，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分别为：供应商的自主创新能力；供应商的成本控制能力；供应商的后向整合与服务能力；供应商的信息集成能力4个方面，构建其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本文以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选择为研究对象，探索性提出了4个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选择关键影响因素。

　　（1）供应商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急需供应链上的成员联合起来共同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新产品开发，具备强烈自主创新理念的供应商是其参与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的必备条件。

　　（2）供应商的成本控制能力：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的各种成本高昂，能主动控制其成本，在成本方面占有优势的供应商对制造商来说更有吸引力。

　　（3）供应商的后向整合与服务能力：供应商通过联合包括整车制造、充电站建设有关的能源企业在内的上下游各类企业共同组建技术联盟并参与基础配套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对其产品全生命周期负责的服务型制造是选择供应商的重要影响因素。

　　近几年，中国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新能源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产业投资逐年增加，其所占比重在各行业中也逐步上升。（1）新能源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较高。2011年12月15日，国家能源局披露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将努力目建立有竞争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及核电等非化石能源的开发总量将达到4.8亿吨标准煤。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基尧在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我国水电开发建设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1至11月份我国水电新增装机容量1028万千瓦，全年水电发电量预计将突破7000亿千瓦时大关。三峡水电站实现了32台单机容量70万千瓦机组全部投产，向家坝水电站首批两台机组也相继投产发电，标志着当今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安装取得了巨大成功，行业科技创新持续加强，新能源产业总体提升。（2）新能源产业投资逐年增加。据《世界能源展望2010》预计，2010年到203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投资将达570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逐渐加大。财政部公布，2012年预拨山西、内蒙古、吉林省等20个省市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金合共85.98亿元人民币，当中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能发电分别占58.5亿元，7.23亿元及20.23亿元。（3）新能源产业占比逐步上升。2012年7月9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的目标，明确了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565千兆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中，约四分之一的装机容量位于中国。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公司主导着可再生能源行业。世界最大的15家太阳能光伏模块制造商中，有9家是中国企业，占市场的30%；世界最大的10家风力发电机制造商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市场的26.7%。中国新能源产业占比逐步上升。

　　2012年，我国新能源产业的飞速发展，但相关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开发成本高、投入不足、核心技术无法突破、相关政策不完善和人才短缺。（1）开发成本高，投入不足。新能源高昂的开发价格使新能源还无法成为传统能源的替代品。《后危机时代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与发展的思考》中指出：“目前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约4元/千瓦时，上网电价约4～5元/千瓦时，是常规电价的8～10倍；常规电每千瓦装机平均成本是4000元，而风电每千安瓦的平均成本是9000元至10000元”。发改委和美国能源基金会联合预测，2005～2020年中国需要能源投资18万亿元。其中节能、新能源、环保需要7万亿元。传统能源勘探开发、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研发等方面都面临巨大资金缺口，成本居高不下，导致政府负担过重。（2）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我国新能源难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由于新能源能源技术开发极为复杂，涉及设备制造、工程设计、资源评价、材料、配发和管理等多个方面，而我国掌握的新能源核心技术非常有限，技术瓶颈已经十分明显。如太阳能光伏产业中，绝大多数企业都集中在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和组装环节上，我国光伏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面临严重障碍。（3）相关政策及激励措施不够。我国目前存在重视投资而忽略市场的现象，相关政策跟不上产业发展。在2012年加强应用—长三角分布式能源与沿江生态建设论坛上，财政部正抓紧与各部门协商对分布式光伏发电整体补贴的盘子、价格等细节。国家出手救助光伏产业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光伏发电电价补贴政策仍未有具体的出台时间，项目批复仍存在问题，现在基本上每个上网的项目都要经过发改委批复，这是一个瓶颈。（4）新能源产业人才短缺。现在，我国新能源人才开发体系不健全，人才储备不足限制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不好必将导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才建设滞后，信息统计不完善。第二，人才总数不足，后备人才严重缺乏。第三，人才严重流失。人才的严重短缺，将会制约新能源产业的长足发展。

　　近年来，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朝阳产业，但其发展仍旧面临着诸多问题，为此，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关于加快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几条对策建议。（1）控制成本，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力度。如何做好成本控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工作的重点难点。应从设计源头做起，对设计方案中的成本进行严格控制；对零星物资实行严格的限额领用制度；对采购的生产物资实行资建档分类，确立比价制度。另外，中国目前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十分突出。如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关键部件和核心工艺技术严重依赖于进口，新能源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较为薄弱。因此，我国应尽快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提高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2）完善新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我国现已出台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等，部分行业和政府也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规划。其中国家级的规划中存有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目标定得偏低，如风能到2010年的发展目标为1000万千瓦，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为3000万千瓦，而事实上，1000万千瓦的目标已经于2008年实现，3000万千瓦的目标也将实现；二是在资源评价和设备制造方面缺乏具体可行的目标。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时刻关注全球的新能源现状，对我国新能源发展的规划作出适当调整和完善，力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3）大力培养新能源产业人才。人才是强国之本，大力培养新能源产业人才尤为重要。其一，应加强相关的服务性组织的建设，以拓宽我国的新能源产业的信息交流平台。其二，我国应建立新能源人才市场，为企业提供优秀的人才，完善用人机制。其三，我国教育系统应设置新能源专业，培养基础性人才，提高我国新能源人才的总量，做好我国人才资源的储备工作。其四，提高新能源人才的待遇水平，减少人才的流失。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应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特别是在能源消耗日益严重的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针对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有价值性的研究对策。

　　[1]乔桂银.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J].生产力研究.2012（10）

　　[2]曹钦，陈通，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2（5）

　　[3]郭四代，杜念，霜陈刚，我国新能源发展的驱动因素、制约原因及对策分析[J].经济导刊.2012（8）

　　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从不同渠道、以不同形式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语言及语言运用。开发英语课程资源是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是教学回归生活、回归社会、回归自然的过程。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课程资源是英语课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一个亮点。

　　长期以来，我们对英语课程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基本上局限于“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教科书”，教师的教学行为也往往只是遵循“教学大纲”，执行“教学计划”，教授“教科书”。

　　现在看来，这种观念不能适应英语教育改革和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学生英语素质的要求和学生对英语学习广泛而丰富多样的需要。新课程背景下，要想全面提高学生英语能力和综合素质，开发利用英语课内课外课程资源，必将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举措。

　　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必要而直接的条件。按资源的功能特点可分为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其中素材性资源指直接作用于课程并成为课程的素材或来源，包括知识、技能、经验、活动方式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因素；条件性资源是指人力、物力和财力，时间、场地、媒介、设备、设施和环境，以及对于课程的认识状况等因素，属于课程的实施条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课程的实施范围和水平，虽作用于课程却并不是形成课程本身的直接来源。当前用于中小学英语教学的资源，大体有这样几种形式：有利于英语学科知识教学深化和拓展的；有利于培养学生听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等能力的；有利于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有利于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提高人文素养的；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养成健全人格的。

　　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从不同渠道、以不同形式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语言及语言运用。开发英语课程资源是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是教学回归生活、回归社会、回归自然的过程。英语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转变课程功能和学习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超越狭隘的教育内容，让师生的生活和经验进入教学教程，让教学＼“活”＼起来；而且可以改变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成为知识的共同建构者，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