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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首页！[聚星娱乐]！首页，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1）当你在组装电脑或更换配件时发生黑屏故障，你应该首先检查你配件的安装质量。例如内存条安装是否正确是否与主板插槽接触良好、显示卡等插卡是否安装到位、bios中的相关设置与主板上的跳线选择是否正确，可仔细参看相关的板卡说明书进行设置，另外重点检查板卡自身的质量问题以及主板上的相关插槽及卡上的“金手指”部位是否有异物及被尘垢所污染也很必要。
（2）此外cpu是否被超频使用或被“误”超频使用(特别是对于一些软跳线的主板，系统的“自动”误设置更易造成这类故障)，硬盘或光驱数据线是否被接反等等都需要你考虑。而且对于这类问题，最好优先采用“最小系统法”及“更换法”来进行诊断，将主机只留下主板，显卡，内存，cpu来试试，特别是内存条的、质量好坏引起的这类故障率相对较高，如没问题，则可重点检查其它配件的质量，如依然黑屏，可重点将这些配件再仔细安装连接后重启试试，如还不能解决问题，可用相关部件更换试试配件的好坏。
（3）此外，很重要的是你还需要了解的是主机电源及电源开关的好坏及其连接正常与否，它们都可能造成整机黑屏，这些你都需要重点进行了解。如果电源有问题，那么你在打开电脑后可见主机机箱面板指示灯不亮，并且听不到主机内电源风扇的旋转声和硬盘自检声等等，它表明你的主机系统根本就没得到正常的电源供应。这类问题你首先应检查外部是否有交流电的到来，用测电笔看看电源插座上是否有电。接下来可测测电源线接向主机电源的一侧是否有电，必要时用万用表测试其电压是否够足，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引起主机电源发生过压或欠压电路的自动停机保护，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么你该先将维修重点放在主机内部和电源开关及复位键，同样采用最小系统法和更换法，逐一拔去主机内插卡和其它设备电源线、信号线，再通电试机，如拔除某设备时主机电源恢复工作，则是刚拔除的设备损坏或安装不当导致短路，使电源中的短路保护电路启动，停止对机内设备供电，那么你可对其重点检查它的接触情况，必要时先更换再试;另外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及复位键的质量以及它们与主板上的连线的正确与否都很重要，因为许多劣质机箱上的电源开关及复位键经常发生使用几次后其内部金属接触片断裂而发生电源短路的情况，造成整机黑屏无任何显示。如以上检查都没能解决问题，那么请更换电源试试。
（1）电脑出现黑屏故障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开机后主机面板指示灯亮，机内风扇正常旋转，但出现pc喇叭的报警声;或机箱内部如硬盘等相关的设备正常自检，但显示器无显示。这时除了按上述方法检修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辩别pc喇叭的报错规律来辩别故障，此外观察出现故障时主机或显示器的各种指示灯的明灭情况来判断故障也很好用。
（2）例如，主机正常自检，但显示器出现“黑屏”故障，对于这种故障我们可将重点放在主板-显示卡-显示器连接线-显示器这条思路上来考虑。
首先可检查一下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如正常，可重点调节一下亮度，对比度按钮，排除“常见”的这类假黑屏故障。
（3）如果无问题，那你可重点检查一下主机显示卡到显示器上的连接电缆是否有问题及电缆上的插头内指针是否存在歪斜断裂及其是否与显示卡连接紧密，另外还可以将这根电缆接头取下，看下显示器是否能正常显亮或将显示器连到其它主机上试试，以此来判断故障的部位是来自主机还是显示器自身所引起的。
一、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转型过程产生下岗人员不可避免,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是衡量城市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
第一,资源性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道路,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劳动力就开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就会像第三产业转移。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收入相对差异,而劳动力总是倾向于流向高收入的产业。
资源型城市要在经济发展中存活下来,就必须走产业结构转型的道路。而产业结构转型,历来被公认为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从法国洛林,德国鲁尔区,到英国伯明翰地区,美国匹兹堡、休斯敦、洛杉矶及日本九州地区,这些赫赫有名的资源型转型城市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型获得新生。
我国目前有660多座城市,其中属于因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兴起的资源型城市共118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资源型城市大多因矿而建。这些资源型城市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急需调整,劳动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巨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城市建设历史欠账过多导致投资环境不佳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等,前所未有的多层面困难挑战着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承受能力。资源性城市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之际,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所有资源性城市共同的选择。
第二,再就业问题是产业结构转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是衡量城市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城市转型中再就业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资源性城市过渡依赖于资源优势而建立起来了以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而第三产业整体发展缓慢,这样就使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面临无业可就;再加上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带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带来劳动力结构和素质不适应的问题都加剧了再就业工作的难度。
一个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最终是否成功,有许多衡量的标准。但是能否使转型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业问题是民生之本,历来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怎么让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这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就业压力大,将是资源型城市调整产业结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只有解决了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作,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真正落在实处。单纯看产业结构调整而不考虑再就业问题的城市转型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妥善解决再就业问题,让从淘汰的产业中下岗的人员能够再次就业,社会才能稳定,城市经济才能稳步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最终成功。
第三,唐山市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城市转型正处关键时期。唐山依煤而建,由钢而兴。是国内罕见的煤、铁、石油等资源聚集区,这造就了唐山市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严重依赖。由于具有发展资源性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唐山产业结构以资源性重工业为主。从产业轻重比例来看,唐山市重工业比例逐渐加速,由2000年的79.1%增长到2009年的92.7%,而轻工业则由20.5%下降到7.3%。再从唐山市前10大行业来看,资源型产业结构更加明显:几乎全部为资源性产业,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就占到51.5%。唐山市正下最大决心、下最大气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推进发展模式转变和向资源型城市转型。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就业结构同时也发生着改变。资源性产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结构调整,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关闭,落后的产能被淘汰,许多企业都采用先进技术,减员增效。如作为唐山经济支柱的钢铁产业,钢铁企业最多曾有100多家,通过以产权为纽带的整合重组,2008年唐山市钢铁企业减少到17家,淘汰落后产能炼铁产能577万吨、炼钢产能558万吨,仅此一项就会产生不少下岗工人,从而加大唐山市的就业压力。
第一,劳动力市场功过于求,再就业工作压力加大。从唐山的实际情况来看,再就业工作的强度越来越大。首先,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处在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当前还没有再就业的人员都是没有技能或者是有残疾等问题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难度大;其次,随着唐山市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本地农村失地农民和富余劳动力及外来劳动力将出现快速上升;再次,全市每年数万新成长的劳动力也将对劳动力市场形成较大的压力,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和劳动力结构性的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然较突出。
第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观念不能适用市场经济要求。相当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就业观念陈旧,认识上存在重重误区:有的在重新就业过程中不能客观面对现实,还抱有等待政府大包大揽的幻想;有的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已的技能水平、工作能力,对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存在不切实际的要求;有的认为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思想,认为到国家机关、大的公司、大的企业才算就业,或者到一个单位干上一年半载才算就业,不能做到见缝插针;还有的存在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心里恐惧感等等。凡此种种,使下岗失业者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不够,难以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第三,下岗工人素质普遍偏低,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相矛盾。唐山市是一个资源性重工业城市,各个产业基本都是属体力劳动较重的行业和职业,工人技术单一、专业性强,而且矿区家属大多来自农村,加之子女多,生活条件差,所以普遍素质都很低。而且下岗职工年龄多在40岁-5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由于历史原因,所接受的教育就更少了,甚至有的到现在还不认识多少字。他们在传统产业尚可适应,而参与市场就业则必然受阻。除第三产业对他们有一定的容纳空间外,在其他新兴产业中都比较缺乏竞争力,这无疑是实现再就业最不利的因素。而由于文化素质低下,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学到知识和技能,也由于接受继续教育与掌握新技能的难度大而使很多人丧失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不愿意参加再就业培训,滋生自暴自弃的心理。不愿接受培训的下岗职工多半存在这样的心理:一是依赖思想严重,观念陈旧,认为即使参加培训,也很难找到理想的就业岗位,还不如等国家再安排一个“铁饭碗”;二是下岗后,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职工生活愈发困难,当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参加再就业培训;三是再就业培训本身存在的问题。目前唐山市的再就业培训不仅在时间、地点上存在严格限制,而且培训内容也相对单调,主要局限在电脑、美容美发、烹调、家电修理、家政服务等少数几方面,结果造成这些方面的人才供大于求,学而无用,使下岗职工对再就业失去信心。
第五,对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全社会还未形成高度共识。尽管唐山市再就业工作已经很有成效,但是不平衡。使得再就业工作在一些层面上出现低谷,影响到整个再就业工作。一是有的县区、部门对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不够,工作进展不平衡,在政策落实、资金投入上不积极、不主动,甚至考虑部门利益;二是有的就业主管和中介机构对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不够,服务工作做得不热心、不周到、不细致,甚至是不负责任;三是有的用人单位在安置就业和再就业人员上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不够,特别是在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上岗方面不积极、不主动,工作进展缓慢,存在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思想。
第一,强化领导,制定再就业优惠政策,坚持把发展作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根本途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纳入到各级各部门工作的议事日程,建立和完善以费用低廉或免费服务为主,以主动性、灵活性、实用性为突出特点的就业服务制度。各级工商、税务、财政、劳动保障、城管、卫生、金融等相关部门积极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切实保障再就业工作的顺利实施,为劳动者提供及时、便捷和有效的就业服务。坚持把发展作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根本途径,确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并举的思路,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有效增加就业岗位的良性互动。坚持在加快发展中扩大就业。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改革发展中探求新的路子。坚持把发展作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根本途径,确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并举的思路,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有效增加就业岗位的良性互动。
第二,通过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非公有经济。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我国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为120万以上的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资源型城市更应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大力发展商业和生活服务业(尤其社区服务业)等传统第三产业,也应积极发展旅游、运输、通信、金融、保险、信息咨询业以及体育等新兴服务业。一是要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着重发展市场前景好、就业容量大的市政服务、住宅服务、社区服务、信息服务、中介服务、农业服务以及科教、旅游、连锁商业和餐饮业。二是进行制度创新,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建立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打破服务业中的行业分割、部门壁垒、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等行为,按照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认真清理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规定,调整市场进入条件和标准,放宽市场准入。三是积极发展非公经济,鼓励城市下岗职工去非公经济从事各种工作。
第三,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一是挖掘社区家政就业岗位,对愿意从事社区家政服务的失业下岗人员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建立资源库,实施专业培训,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介绍和选派,并建立与用户沟通情况的信息反馈机制。开展以家庭服务员、护理、计时工队伍,家庭快餐、鲜奶配送、小饭桌和护理老年病人等家庭生活需求为重点的相关服务。二是发挥区、街、社区等基层组织作用,促进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发挥街道社区委基层组织优势,对失业下岗人员实行兜底安置。对所辖区内的失业下岗人员努力做到“四清、四到位”,即下岗原因清、家庭状况清、就业要求清、安置结果清和关心走访到位、帮助教育到位、培训指导到位、就业安置到位,对有就业要求的失业下岗人员要实行“登记不出周、安置不出月”。三是加强对社区就业组织的管理,规范社区就业组织的运作程序。民政、公安、卫生、文化、城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条例,明确全市社区家政服务组织的资质核定、立项审查、规范管理及运作程序,使全市社区家政服务项目统一规范,有章可循。
第四,支持和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积极支持和鼓励具有一定级技术和特长的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一是广泛实施创业项目工程。每年面向社会征集、开发适合下岗失业人员的创业项目,为有创业意愿的下岗失业人员提供系统的创业指导和业务培训,通过小额创业贷款担保落实创业项目运作资金,大力扶持创业。二是大力培育、发展非全日制等灵活就业劳动组织,并鼓励家庭型创业就业。将非全日制等灵活就业劳动组织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范围。三是鼓励在领失业保险金人员和“协保”人员自主创业。对在领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从事个体经营的,一次性奖励给与一定奖励。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协保”人员,社会保险费可原则上仍由原单位缴纳,同时享受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扶持政策。
第五,改进创业培训、强化创业服务、优化创业环境。资源型城市在解决在就业问题时,一定要把提高下岗职工的素质作为第一要务。一是整合社会资源,逐步完善社会化培训网络。依托培训质量较高、促进就业效果显著的教育培训机构,定点开展再就业培训。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和引导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对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的培训活动,要提供政策、技术和经费支持。二是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培训对象特点,切实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向培训机构定期通报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引导其合理确定培训专业,开发实用培训项目。建立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的信息联络渠道,为培训机构提供培训定单,为用人单位提供培训菜单。对青年失业人员,可鼓励其参加中高级职业资格培训和新职业的培训;对大龄就业困难群体,可与实施再就业援助同步,组织其参加岗位适应性培训;对妇女培训对象,可结合发展第三产业和开发社区服务业岗位,鼓励她们参加实用技能培训。三是大力开展创业培训,全面提供创业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开展灵活多样的创业指导和培训。进一步完善创业培训与小额贷款等再就业优惠政策整体联动的工作模式,经过论证的创业计划书可作为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的凭证。建立创业指导专家队伍,对创业者提供创业、开业和经营过程的全程指导和咨询服务。支持创业者自发成立的小企业协会等组织的工作,培育创业孵化基地。
第六,强化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下岗失业者后顾之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影响,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人民群众有生活来源,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从而减少贫困、消除后顾之忧。推进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积极促进再就业;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立养老保险长效机制。
农村能源对生态与环境的压力来自开采和使用两个方面。目前煤炭在农村能源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农村一些小煤矿的开发不当给当地造成环境破坏的情况屡屡发生。薪柴作为农村生活用能最主要的来源，目前仍占20%左右，其过度采集是导致森林植被破坏的原因之一。在使用能源方面，燃煤烧柴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和污染物，也使得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重。
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必须加快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步伐。中国在建立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政府到农民和相关企业，能源意识不强，造成了农村能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农村能源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混乱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有利于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多元融资机制还没有形成，农村能源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绝大部分资源分布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不对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村商品能源地供给一直比较低，农民的很多家用电器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闲置，从而不利于各种科技信息在农村的传播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有利于提高农村能源的自供率，农村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生态农业建设已成为各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如沼气发酵技术作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一种主要技术，在我国己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发利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沼气作为一种可再生洁净能源，不仅可以燃烧，而且可以用于照明；沼肥可以回田，增加土壤肥力；沼液可以浸种，还可以预防虫害。因而，可再生能源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从事农村能源工作人数少，缺少专业科技队伍，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困难，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由于技术难以消化而难以进行实施；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尚未形成，可再生能源资源一般较为分散，必须就地开发，就地使用，必须有技术服务、物资器材供应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专业服务网络。
农村能源机构所遵循的总体方针和相关政策、规划、计划都属于指导性质，缺乏相应的法规条例的强制作用，主管部门没有强制监督依据，其发展只能更多地取决于各方面的认识，因而发展缓慢；对可再生能源建设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认识，保障措施力度不够，致使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村能源产品的生产经营比较混乱，质量低劣的农村能源产品充斥市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对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工程、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缺乏手段和法规依据，从而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是一项很有前景的事业。为了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步伐，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涉及面广，任务繁重，是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抓好这项工作，必须建立和加强市、县、乡可再生能源建设管理机构，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管理体系。可再生能源资源由于资源分散，不便于大规模集中开发，一般是上门服务，就地建设，就地开发，就地使用。项目的实施必须有覆盖面广，功能齐全的服务网络支撑。因此，乡镇农村能源服务站的建立健全，在技术推广服务中至关重要。服务站负责组织农村能源建设工程施工，物质、器材和产品的就地供应，产品工程的安装和维护等，更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对民间技术队伍的管理。
然而人类的上述思考是一个不断递进、逐渐深入的过程，环境法也并未始终以人类伦理为其演进轨迹。现代以前，人们较为重视思考自身存在的方式问题，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环境法过于偏重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有限，因此传统环境法只可能成为保护某种资源和防止某种污染或破坏的纯技术性规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转而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环境法于是进入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现展阶段。
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演进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环境法亦不例外。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各国普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应地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尽管学界普遍将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性和共同性视为环境法的普遍特征，但这都并未概括出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之处。现代环境法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法律结果，它相对传统环境法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内蕴着极其丰富的伦理精神。
人性本应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而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设计的产物，又必须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存在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性自然成为沟通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桥梁。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范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不同法域内人性假设的千差万别。马克思依据其对人类社会结构三阶段的划分，相应地将人性依次分为个性、社会性和类本性等三类。以此为依据，不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法域划分似乎都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在不断演进中的各部门法具有了进行法域变换的可能。环境法在历史上相继经过了由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变迁过程，并正在向未来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发展[3]，其原动力就在于对人性假设的不断发展和修正。现代环境法是以“生态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它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主张的具体化，而根源于此的现代环境法也应当具有某些伦理精神。
垄断的出现是环境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时间标志，以其为界限可以将环境法划分为垄断前和垄断后两个阶段。垄断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们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个性，这成为人们据以设计法律制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此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分属私法或公法范畴，但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设计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设计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压抑人的个性，防止他们为谋私利而彼此伤害。垄断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每个人都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因弊端重重而日渐被人们所弃，法律制度在设计上的视角也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即“社会人”的假设）。以社会利益为价值本位，公、私两域相互融合，衍生出新兴的法域即社会法域；而其中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范又被汇集在一起，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环境法。
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环境法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人性假设。当代的环境问题既不是私人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大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在环境问题面前，人的私利和社会利益已为人类整体利益所概括，人的个性和社会性已被人的类本性所替代。在自然环境面前，人既不能以个体为存在单位也不能以社会为存在单位，而必须以“类”——人类为存在单位。这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设计前提的根本变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终被“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生态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类与万物生而平等，人类仅是自然的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活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进行，人类必须实现代际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就突破了以往仅将法的调整对象限于人际（域）的局限，从而实现了法域划分上的革命性突破，衍生出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生态人”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要求的特殊表达，而这种表达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
环境法以现实环境问题[4]为主要规制对象，环境问题的性质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环境法的性质。对环境问题的定性研究自然成为了环境法定性研究的理论起点。尽管学界对环境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对于其实质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说、科技说、政治说、社会说和国际说等几种主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视环境问题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环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行动鼓励低效能所反致的环境毁坏而导致的。”[5]但有人却视环境问题为科技问题，将环境问题恶化归咎于科技不发达，即“科技提供资源或消除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6]也有人视环境问题为政治问题，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旨在强调环境问题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性。还有人视环境问题为社会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依托于现有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7]更有人视环境问题为国际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早已超越国家的国界和管辖范围，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其它学者也根据各自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上述分析虽都有一定依据和合理之处，但都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应归结为伦理问题。一方面，人类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关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将世界截然分为人类世界与人外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类主体的人为片面追求自身物质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并肆意侵占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等世界整体中的非人类主体的当然利益。而在人类世界的内部，也有空间上的个别与群体、时间上的当代与未来等划分。作为群主体中的个别人或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特殊利益，忽视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或后代人应有利益。人们在无道德状况下或畸形道德的指引下，在非理性发展的歧途上越深陷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终可归结为对自身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政治的昌明、文化的发展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些并非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人类生存“形”的层面。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实”的层面，即探询人类生存意义之所在的层面。如果仅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方式层面，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狭隘；而只有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层面，对人类生存的理解才能达到全面和完整，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人们在穷尽种种手段之后仍未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况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最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并“不是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伦理信念”[8]，我们将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归结为伦理问题的理由就充足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的共同规则或习惯，这是对法起源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但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具有过程性。各部门法的产生时间并不统一，演进过程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部门法在起源上虽有某些相同但更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律社会化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部门，它们是在法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们不可能起源于共同规则或习惯，而是各自有着具体的产生渊源。例如，经济法就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弊端、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应对经济发展危机而制定的现代经济政策。现代环境法作为的第三次法律革命的产物，自然有着与传统环境法所完全不同的起源——它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人类依法保护环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西周的《伐崇令》和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文献中都有涉及环境保护的专门规定。但环境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出现，却是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此时环境法的发展才开始进入传统阶段。传统时代的环境法，因受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只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方式层面。这种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导致了环境法仍无法突破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视域也仅限于濒危资源保护或严重污染治理等狭窄范围里。所谓环境法只不过是其它部门法基本理论在环境领域的简单应用和人类有限环境科学知识的法律“直译”。法律规范以社会学为视角，可分为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纵观这种以公法形式出现的传统环境法，义务性规范、技术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充斥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伦理色彩可言。传统环境法内在伦理精神的匮乏，决定了它无法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这迫切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环境法，并对它进行革命性地彻底变革，而这首先必须从其法哲学基础开始。“哲学上的每一次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9]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对环境法进行理论上脱胎换骨式的再造。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是信息资源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教育信息资源是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既是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内容，又是丰富与提升网络中文教育信息资源的国家战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第十九章第五十九条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革命性影响”、“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第六十条明确指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随着泛在学习等学习概念的提出，人们对网络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育信息资源建设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用户对资源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资源建设方式。Web2.0使得互联网信息内容由专业人士生成转为由用户生成，网络用户利用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在补充、评价信息资源。利用Web2.0可以充分发挥广大用户在资源建设中的作用，体现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中的长尾效应。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知识问答平台，是在Web2.0时代信息资源发展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将机器搜索和人力搜索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信息发展和利用方式，这种方式变革了传统网络信息资源的发展和利用模式。用户在信息资源发展的过程中获取激励，这种激励会促进用户群的发展，并进而促进网络信息资源的发展。用户和信息资源之间的交互关系如此复杂。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无法明确体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仅仅依靠调查统计的方法，我们也无法获取足够的数据来归纳其发展的本质特征。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选取了一定的样本进行统计研究，分析了中信息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结合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以方便地控制网络环境中的各种状态。是研究网络信息资源发展的一种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不仅有利于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同时也是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一种尝试。
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由圣菲研究所的Holland在1994年提出。CAS理论认为，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是简单、被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主动的“适应”，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适应性造就复杂性”。CAS是由多个拥有认知图式的主体(agent)构成的，依靠不断输入能量得以维持的自组织网络，在混沌边缘的共生进化并不断重构和演化。CAS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平衡的能力。它的平衡点就是混沌的边缘。因此CAS作为一种开放的耗散结构。表现出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非线性等特点。CAS概念的提出，为系统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为解决多主体的复杂主体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CAS是一种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并将无规律的信息作为随机信息处理。在以往的研究中，大脑、免疫系统、蚂蚁群体、人类社会等都被视为CAS的范例。研究表明，传统的建模方法(诸如还原论方法、归纳推理方法等)已不能很好地刻画CASp3；MAS(Multi-Agent System。多主体系统，CAS的常用建模方法)具有主动性、层次性、动态性、可操作性等优点，成为研究cAs的新有效手段。MAS将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宏观方面，注重主体的层次性、多样性与聚合性，强调主体与周围环境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使系统不断演变或进化：微观方面则强调主体的主动性和适应性，主体通过与环境及其他主体的非线互作用“学习”或“积累经验”。目前已经有多种基于Agent的MAS仿真平台。如美国桑塔菲研究所的Swarm，SourceForge的Repast，Sandia国家实验室的Aspen项目，Uri Wilensky的NetLogo等。
是一个基于搜索平台的知识问答产品，提问者在中提出问题后等待其他用户来回答问题，问题的回答者在回答问题之前会先查看已有的回答，如果没有其他人回答，或者确定自己的回答与原有的回答具有较大的差异时，就继续回答：如果自己的回答只是对别人回答的简单回复，就放弃回答问题。有学者将万维网类比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运用CAS理论研究社会性软件与Web2.0，观察其中涌现机制及特征。是Web2.0的一种具体应用形式，符合CAS的特征，可以利用MAS方法进行研究。
NetLoge源自StarLogo，是由Uri Wilensky在1999年发起，由连接学习和计算机建模中心(CCL)负责持续开发，用来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仿真的可编程建模环境。NetLogo适合对随时间演化的CAS进行建模，建模人员能够向成百上千独立运行的“主体”(agent)发出指令，可以在所有主流平台如Mac。Windows。Linux上运行，这使得探究微观层面上的主体行为与宏观模式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NetLogo也是一个编程环境，学生、教师和课程开发人员都可以创建自己的系统；它也足够先进，在许多领域都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研究工具。在本研究中选用该软件作为模拟软件平台。
NetLogo定义了三种角色：海龟(Turtles)、瓦片(Patches)和观察者(Observers)。其中海龟是行为的主体：瓦片是主体的运行环境：观察者是主要命令的和协调者，运行状态的观察者。海龟与海龟之间的关系构成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海龟与瓦片的关系构成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用户通过建立这些角色来构建CAS，模拟现实世界的各种复杂现象。除了海龟和瓦片的设计外，NetLogo还设计了按钮(But，ton)、滑动条(Slider)、开关(Switch)、选择器(Chooser)、输入框(Input)来控制系统的运行，提供监视器(Monitor)、绘图(Plot)、输出器(Output)来显示和记录系统的运行状态。
结合中信息和用户发展演化的已有成果，本文利用Netloge软件建立模拟系统，突出的核心思想是：用户数
量的增长促进了内容规模的增长，用户在中通过解决问题而获取激励，用户和资源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促进和互为制约的关系。Netloge中程序运行窗口的黑色屏幕是由瓦片构成的各种主体海龟的活动场所，在系统中该屏幕由51×51个小方块组成。程序开始运行后，系统会随机产生N个主体，它们向随机方向移动，每一次移动1步，消耗一个能量：每回答一次问题就获得一定的能量激励：主体按各自的行为规则在屏幕上涂色，并根据环境的变化执行相应的动作。在系统中每产生一个新主体消耗的能量为50；每个问题被回答3次才能得到解决。黄色瓦片代表未回答的问题，蓝色瓦片代表已经有一人回答过的问题，绿色瓦片代表已经有二人回答过的问题，紫罗兰色瓦片代表已经有三人回答过的问题，即已经获得回答的问题。每模拟1步时，系统中的每一个主体都执行1次自己的操作，默认每个情景利用计算机模拟前2000步。为了减少需要处理的数据。规定每100步取样1次。主体的各种行为、行为规则和模拟意义如表1所示：
CAS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主体与环境的反复相互作用，强调系统的开放性和组织的不断演化重构，强调过程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多样性，强调主体的不断适应和进化过程。本系统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体现了上述特点，既符合现实状态，又体现了CAS的特点。首先，封闭的系统必然趋向死亡，本系统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有用户引入或退出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其次，系统主体的能动过程。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了系统的演化；其三，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引入了随机因素，不仅用户的运行方向，还有系统新问题的产生等都是随机的，系统每一次运行的结果都会不同，但是都指向了类似的结果，既有多样性，又体现了系统的稳定性。从整体上看，该系统既体现了CAS的特点，又结合了现实调查，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实际价值。
在中，信息资源是用户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为了分析资源发展和用户数目的关系，设置默认起始用户数目N=50，最大用户数SO=10000(足够大，可以看成是无限大)。每解决一个问题所获得的激励eg=10。每百个瓦片中新问题产生的比率re=3，每介绍一个新用户所需能量be=200。系统默认运行2000步，对在不同情景下用户和问题发展情况进行模拟分析。
用户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一定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是用户在虚拟世界中的各种虚拟称号和虚拟货币，也可以是用户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过程，甚至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物质满足。在中用户获取激励的方式很多。但是在本文中我们不区别这些激励形式，将激励看成是主体需要的一种满足。为了分析不同激励值对资源和用户发展的影响，设每解决一个问题所获得的激励值eg分别取值5、10和20。得到未解决的问题和已解决的问题的变化情况比较如图1所示，用户发展过程的比较如图2所示。
从图1可以看到，不同激励值对问题的数量具有明显的影响。激励值eg=5的未解决问题曲线的未解决问题曲线的未解决问题曲线的未解决问题曲线的已解决问题曲线的已解决问题曲线的已解决问题曲线的已解决问题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激励值对用户数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激励值eg=20的用户数目曲线的用户数目曲线的用户数目曲线的用户数目曲线。解决一个问题所获取的激励值越高，用户就具有更多的能量来引入新用户。因此激励值越高，用户数量增加就越快。系统的用户数量就越多。用户数目越大，问题获得解决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激励值越高，已解决的问题数目就越多；激励值越低，未解决的问题数目就越多。
作为一个开放的问答系统，系统会不断有新问题出现。系统中每次新出现的问题数量占整个系统中所有问题数量的比率就是问题再生率，也可以理解为系统中新问题出现的速率。设定问题再生率re为系统中平均每一百个问题中出现新问题的个数。为了分析问题再生率对资源发展和用户发展的影响，设置问题再生率re分别取值3、6和9，得到未解决问题和已解决问题的变化情况比较如图3所示，用户数量发展过程比较如图4所示。
从图3可以看到，不同问题再生率对问题的数量影响较小，虽然在统计学上re=3、re=6和re=9三种状态下已解决问题数目和未解决问题数目具有显著性差异，但是与问题总数相比，这种差异非常小，不同问题再生率的已解决问题数目和未解决问题数目曲线几乎重合。对于未解决问题数量曲线的曲线的曲线的曲线的曲线：对于已解决问题数量曲线的曲线的曲线的曲线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问题再生率对用户数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问题再生率越高，用户数量就越大：问题再生率越低，用户的数量就越小。从统计学角度来看，re=3、re=6与re=9的用户数量之间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0.996和1.000，p
从创新扩散理论来讲，用户在使用某种创新产品时如果获得了较高的愉悦体验(激励)，他就更倾向于向别人介绍该产品。用户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激励。积累更多的能量，那么经他引入的新用户数目就越多，在系统中这就表现为引入一个新用户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新增用户能量be。为了分析不同新增用户能量对资源发展和用户发展的影响。设置新增用户能量be分别取值200，400和600。因为系统运行2000步时不能达到稳定状态，因此设置系统运行6000步，得到未解决的问题和已解决的问题的变化情况比较如图5所示，用户发展过程的比较如图6所示。
从图5和图6可以看到，不同新增用户能量影响了系统涌现出现时间的早晚，低新增用户能量的已解决问题数和用
户数的涌现现象出现较快，高新增用户能量的已解决问题数和用户数的涌现现象出现较慢。但是当系统进入稳定状态后，高新增用户能量和低新增用户能量的系统模拟无论是系统用户数目，还是已解决问题数和未解决问题数在统计上并无显著性差异。同时通过对比图5和图6我们发现新增用户能量对用户数量涌现现象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对问题个数涌现现象的影响，不同新增用户能量的问题数量发展比用户数量更快得到平衡。因此得出结论，新增用户能量只影响系统涌现的时间早晚，对系统最终运行状态无显著影响：新增用户能量对用户数量的影响要大于对问题数量的影响。
不同系统在开始运行时其起始用户数量是不相同的，为了分析起始用户数对资源发展和用户发展的影响，设置起始用户数目N分别取值4和50。得到未解决的问题和已解决的问题的变化情况比较，如图7所示，用户数量发展过程的比较，如图8所示。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到，不同的起始用户数影响了系统涌现出现时间的早晚，高起始用户数的已解决问题数和用户数的涌现现象出现较快，低起始用户数的已解决问题数和用户数的涌现现象出现较慢。但是当系统进入稳定状态后，高起始用户数和低起始用户数的计算机模拟结果无论是用户数目，还是已解决问题数和未解决问题数并无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起始用户数只影响系统涌现出现时间的早晚，对系统最终运行状态无显著影响。
在具有无限潜在用户资源的前提下，用户数量和问题数量会达到平衡状态。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受潜在用户资源限制，系统实际用户数可能达不到理想状态。为了分析在有限的潜在用户资源的前提下，不同用户群上限对问题数量的影响，设置用户人数上限su分别取值1000和500，问题再生率re分别取值3和6。得到未解决问题和已解决问题的变化情况比较如图9所示。
模拟结果表明，在有限用户数量的情况下，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用户数量将达到用户人数上限su，系统并很快进入稳定状态。从图9可以看到，对于未解决问题，su=500、re=6的曲线的曲线的曲线在最下面。对于已解决问题，su=500、re=6的曲线的曲线不相上下，SU----1000。re=3的曲线在最上面。即在同等条件下，最大用户数越大，已解决问题的数量就越大，未解决问题的数量就越小：最大用户数越小，已解决问题的数量就越小，未解决问题的数量就越大。从su=500、re=3和SH=1000、re=6两条曲线不相上下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在最大用户数不同的情况下，问题再生率可以弥补用户数不同所造成的问题数量差异。在用户数量有限的基础上，用户能够解决问题的数目与用户数量成正比，单位时间内出现的新问题数目与问题再生率成正比。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假设每一个主体在每一次行动所消耗的能量和解决一次问题时所获得的激励都是相同的。但是在网络利用过程中，不同用户在解决问题中所获取的激励和每一次行动所消耗的能量可能不同。主体激励所获取的能量主要用于维持自己的行为，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决一个问题所获得的激励和每一次行动所消耗的能量绝对值的大小，而在于所获得的激励与行动所消耗能量的比值。为了研究不同激励水平用户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在系统中设置两种用户：普通用户和低激励用户，不同类型用户只会引入相同类型的新用户。假定所有用户每移动一次所消耗的能量是1单位，普通用户解决一个问题所获得的激励值是恒定的10单位，低激励用户解决一个问题所获得的激励值是恒定的单位。那么不同用户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激励转变为能量后，能够支持的行为次数就具有了差异性。分别设置用户人数上限su、普通用户和低激励用户获得激励值的比值x为：su=500，x=2：SU＝1000，X=2；su=500，x=4；su=250，X=4。得到用户发展过程的比较如图10所示。
从图10可以看到。在SU＝1000。X=2状态下。普通用户的人数基本处于满负荷状态，即总人数在1000人，而且非常稳定，但是低激励用户在经历一个小的涌现现象后慢慢下降最后到达0。在su=500。X=4的状态下。当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普通用户的人数也处于满负荷状态，即总人数在500人：低激励用户在经历一个小的涌现现象后慢慢下降，最后到达0。而在前面的模拟中我们发现在相同条件下，在系统达到稳定状态时，普通用户人数在1750上下浮动。可见低激励水平用户在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低激励水平用户对资源具有更高的要求，只有在更加丰富资源的条件下，低激励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在su=500，X=2的状态下，当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普通用户的人数基本处于满负荷状态，即总人数在500人，而且非常稳定：低激励用户在经历一个小的涌现现象后慢慢处于稳定状态，250人上下浮动。在su=250，X=4的状态下。当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普通用户的人数基本处于满负荷状态，即总人数在250人，而且非常稳定：低激励用户在经历一个小的涌现现象后慢慢处于稳定状态。50人上下浮动。这说明在具有充足资源的情况下，不同激励状态下的用户可以共同相处。在su=500。X=2状态下的低激励用户人数远远高于SU=250，X=4的状态下的低激励用户，这说明在相同的外部状态下，用户的激励水平比其他因素对其团队的壮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激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认为，用户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会获得一定的激励，激励的形式可以是用户现实需要的满足：可以是用户自我成就感的满足，如在网络中实现理想状态下的自我：也可以是虚拟奖励。如在虚拟世界中所获得的称号、头衔、装备等。虽然不同用户在获取激励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激励是维持用户使用网络的重要因素。用户只有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获得足够激励，才有足够的热情参与到网络活动当中，并引入新用户：如果用户在网络活动中不能够获得足够的激励，就会慢慢退出该网络活动，在计算机模拟的过程中这就是用户的消逝(死亡)。在以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中。用户获取激励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回答问题的数量和每回答一个问题所获取的激励大小。用户回答问题数与用户数目和单位时间内再生问题多少密切相关。单位时间内再生问题的数量既与问题的再生率相关，也与问题空间大小密切相关。
因此，对于一个系统来说，在系统达到稳定状态之前，单位时间内主体所能获得的激励越多，主体数量增长的速度就越快，系统演化就越迅速。当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后，如果无潜
在用户数量限制，主体运动所消耗能量与主体所获取激励的总和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系统的主体数目、未解决问题数目和已解决问题的数目都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当其中某个要素发生改变后，系统将自动适应并逐渐达到新的平衡：如果系统受潜在用户群限制，当系统达到平衡状态后，用户数量不会改变，单位时间内新产生问题个数也保持稳定，系统每次解决的问题数与主体数目密切相关，主体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大量的能量。
在以为代表的Web2.0服务中。信息资源发展是用户相互交互的结果。在系统达到稳定状态之前，起始用户数影响系统涌现的时间早晚：但是当系统达到平衡状态后，系统状态与起始用户数无关，起始用户数只影响系统的演化过程，不影响系统的最终状态。系统受潜在用户数量限制在现实世界中非常常见，当系统关注的是一个大众的内容时，其用户数目通常受系统所能容纳的主体数目限制，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无潜在用户数量限制的系统：如果系统关注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由于关注该领域的主体非常有限，因此可发展的用户数量也受到限制，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有潜在用户数量限制的系统：系统所关注的领域越专业越狭窄，该系统的潜在用户数量限制越严重。所以可以发现，在一些系统中，因为用户数量限制的原因，专业问题的参与人数非常有限，就如在中，一些普适的内容更容易得到回答，而专业的问题由于参与人员的限制，得到回答的几率小很多。
在一个系统中会有许多用户，这些用户之间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特别是激励水平差异。在系统中激励水平差异主要体现在回答问题所获取的激励和从事网络活动所消耗能量的比值。从前面的仿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有限问题空间和激励资源的情况下，如果系统的潜在用户数量越小，那么该系统中低激励用户更有可能存活和发展下去：而如果该系统的潜在用户数量越大，那么该系统中低激励的用户更容易被高激励用户排挤而逐渐退出系统。因此，对于专业领域来说。由于其潜在用户群更小，低激励用户更容易在该系统中存活下去而不会被排挤出系统。在系统高度开放的情况下，高激励用户可能存在于大众化领域中也可能存在于专业化领域中，但是低激励用户只可能存在于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当中。
在前面的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为例的网络信息资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问题领域大小主要指系统中所涉及问题涵盖的范围大小，问题领域大小和问题再生率影响和控制了未解决问题的数目，未回答问题数和问题解决率决定了回答问题数目并最终影响已解决问题数，回答问题数和回答单个问题所获得的激励值决定了用户所获得的激励总量。用户所获得的激励值的大小和引入新用户所需的能量决定了新增用户量，而新增用户量受到最大用户量的限制。用户数、已解决问题数、激励总量和新增用户数形成一个复杂的闭合环，而且受未解决问题数、问题再生率、激励量、引入新用户能量等外因素的影响。
作为Web2.0中的一种，通过聚集网络中大量用户的智慧来不断丰富和完善资源，为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发展和利用信息资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是一个CAS，利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对中信息资源的发展和用户数量增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模拟，发现初始用户数、新增用户能量影响了系统的演化过程但不影响系统的稳定状态，回答单个问题激励值、问题再生率和潜在用户数量影响了系统中用户数量、未解决问题和已解决问题的数量。在资源充足的条件下，低激励用户和高激励用户都可以得到生存和发展。但是低激励用户的发展受到限制：在资源不充分的条件下低激励用户容易被取代。用户参与到资源建设的过程后可以实现资源的自动进化与发展，因此掌握网络信息资源动态发展利用的基本规律，对于实现资源动态发展的最优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用户参与到资源建设当中需要激励，不同用户所需要的激励也各不相同。只有充分的激励才能实现资源的快速发展，但是激励的产生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多少、解决每一个问题所能够获得的激励的大小等，不可能无限大。建立适合不同用户需求的用户激励体系。让不同的用户在参与资源建设中都能够获得其所需要的激励，提高系统中用户人数及用户积极性。保持系统持续稳定的发展，这对创建优质丰富的信息资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而言,我国的能源储量是比较少的,人均占有量居世界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以当前占我国能源消费绝对比重的化石能源为例,我国人均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58%,其中石油人均1.8吨,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天然气人均1063立方米,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5%;煤炭人均125吨,占世界平均水平79%。预计2010年能源短缺8%,到2040年达到24%左右。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1%,已大大超过国际石油40%的安全警戒线。多年来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65%-70%,其中约有一半用于发电,导致大量的烟尘排放。根据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资料,中国2009年碳排放量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9.12%,居第一位,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二氧化碳的70%又都来自于燃煤。2006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仅位居第133位。
为了构建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我国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的发展目标。
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仍存在着许多阻碍,如对化石能源税赋优惠,可再生能源技术幼稚与未规模化生产,生产成本较高,传统能源市场未自由化,技术与投资的风险等问题。借鉴先进国家的有关政策,对克服上述障碍,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英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根据2008年国际能源署资料,英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工具主要为补贴、减税、可再生能源运输燃料义务(renewable transport fuel obligation,RTFO)以及再生能源义务(renewables obligation,RO)。补贴政策主要针对生物质能源装置设备;减税是针对含有生物质柴油与生物质酒精的油品每升减少20 便士的税金;RTFO规定在2010年油品中必须含5%的可再生能源;RO要求电力供给中必须要有一定比例来自再生能源,目标是由2007/08年的7.9%增加到2015年的15.4%。
除了上述政策外,英国政府最近又提出几项措施搭配RTFO与RO,基本内容为:①可再生能源义务买断。②可再生能源技术分组。
2.2 德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根据2008国际能源署资料,德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主要体现为2004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主要政策措施包括:①并联及收购义务。②最高收购价格。③可再生能源的来源保证。④可再生能源政策执行报告。
2.3 美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美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体现为2005年修订的能源政策法中关于可再生能源部分,基本政策内容为:①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②租税抵减。③可再生能源发电配比制。④可再生能源燃料标准。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下,我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仍存在市场成熟度低、保障能力不足、政策体系不完整、措施不配套等问题,学习国外的有关经验,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1 将发展可再生能源切实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我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大、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仍存在认识不到位、时冷时热、政策缺乏连贯性、重号召轻落实等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思路,从更高、更新的角度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快速发展。如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就意识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对维护美国在经济、科技、乃至军事领域的战略意义,随历经国际原油价格的低迷,仍保持了相关激励政策的持续性并制定了长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3.2 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立法建设我国已经建立了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框架,但法律线条较粗,原则性较强,缺乏可执行性和强制性。如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相关法律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数量、配比比率、补贴数额等有明确的规定,有利于对可再生能源的指导和监管。
3.3 制定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激励政策各国都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纷纷致力于构建可再生能源市场,努力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如英国的再生能源义务凭证交易,美国的再生能源发电配比交易要。另外,政府可以制定经济激励政策,提高能源企业的积极性和解决能源市场的失灵问题,这些政策概括起来有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电力加价和低息贷款等。
3.4 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宣传各国都十分重视强化可再生能源战略意义的国民意识和民众参与,增强公众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观念,如美国政府推行的“绿色能源”,德国的“能源之星”和英国的“非化石燃料公约”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全民能源和环境意识的提高。
一、两种“关系”:把握农村社会结构的内容农民的社会行为是嵌入在一定农村社会结构之中的主体行为。农村社会结构制约着农民社会行为的目标选择和目标达成的结果如果将个人追逐自己利益的具体方式看作是一定的生存策略的话，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和特征则直接形塑着这些个人的生存策略,可以说，一定的农村社区中，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都与该社区的社会结构有着内在联系
本文“农村社会结构”是一个中观层面的范畴它是以一定空间范围的农村社区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共同体”单位如由若干乡镇或一个县为空间范围的农村社区。
农村社会结构，指一定农村社区中的不同行动主体围绕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模式通俗地说，是该农村社区中不同的人们是怎样连结在一起的
社会结构的内容是由两种关系组成的第一种关系是“主体之间围绕资源?权力’结成的相互关系，即“谁和谁构成了怎样的关系”。这种角度可以看作“横向的”考察第二种关系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资源、权力”层面所呈现的内容，与在“道德规则，层面和“制度体系，层面所呈现的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角度可以看作“纵向的”把握完整把握社会结构的内容，须既从横向角度考察“谁和谁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也必须从纵向角度考察“三种存在方式’之间相互整合的程度，考察农村社会结构的内容，首先，要从“横向”的角度对当前构成农村社区中社会关系的“行动主体”进行区分。一方面，根据主体在“资源权力”层面拥有的优势程度和弱势程度，区分成“拥有何种资源、处在什么地位”的不同行动主体另一方面，区分出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类型。如是“资源独占型关系”或者是“资源均衡型关系”，或者是处在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的某种类型其次，从“纵向”角度对人们上述在“资源权力”层面所呈现的相互关系，作“道德价值”层面和“制度体系”层面的考察。
通过这种“横向”与“纵向”的结构考察，一方面，可以解释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何以能够持续地被“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改变当前农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整合农村社会结构，提供理论和方法的依据。
本文中所考察的农村社会结构主要是“乡镇、村干部与“农户。这两种行动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现行模式。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方式和路径作过经典的分析。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人是一系列社会关系的中心。每个人周围都有一个围绕着他个人的?以不同的圈层向外展开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这个“圈。的不同“层’。上的他人，是处在中心位置上的个人的“家庭成员，亲戚，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