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高德娱乐平台]首页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损害了生态环境，而传统能源的大量使用，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才能真正解决能源与环境之间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目前我国存在的环境问题和传统能源的现状，并且分析一下新能源的开发办法。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办的记者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指出，现在我国的环境问题很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是，现在传统的污染物仍然大量的排放，这些污染物已经大大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这就使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大大低于国家所规定的标准。
第二是，我国还存在很多新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质、危险化学品和电子垃圾等。这些新的污染物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也会损害人们的健康，此外这些污染物还会造成土壤污染，污染性极大。
在记者会上张力军指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对煤炭的使用量增加了10亿吨，而在“十二五”规划中，经过测算对煤炭的使用量还会增加10亿吨左右。这样大规模的使用煤炭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且现在城市化越来越快，大量农民转移到城镇中，这也大大增加了环境保护设施的需求压力。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继续走过去那种高污染、高消耗的方式。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
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确定了四项污染物减排的约束性指标，但是要想完成这四项指标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氮氧化合物指标是最难完成的。这是因为不仅是工业企业在生产和燃煤中会排放大量的氮氧化合物，在生活中机动车也会排放氮氧化合物，这就很难控制氮氧化合物的总数量，很难将其排放量控制在指标之内。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控制机动车的总数量，尤其是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型成熟。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性，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更持续的发展。
我国的能源总量丰富，但是人均数量很少，存在分布不均、使用效率低、污染严重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由于技术力量不足，而是由于体制不合理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技术创新支持产业发展的制度性轨道缺失，使得大量高效清洁的能源技术得不到普遍采用。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公布的海关数据再次提醒市场，随着今年来我国能源进口量的逐月激增，我国能源的对外依存也相应提高。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能源产量与消费量的不对称，未来煤炭、石油、天然气进口量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对外依存度上升的趋势仍将继续。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都是十分不利的。
当今，世界上不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少，最终总有一天会用完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我们正在使用的能源的价格也会越来越越贵，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开发新能源，这才是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
“十一五”期间，我国新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从根本上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近阶段，因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重项目、轻规划，规划与实际结果总是差之甚远，规划滞后且缺乏约束性，导致无序发展、资源浪费的问题十分突出。新能源并网难、消纳难、调峰难，装机多而发电少、速度快而效益低，一些不具备资源条件的地区，也盲目提出打造新能源基地。
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编制统一、长远、科学的能源和新能源发展规划，强化规划的严肃性和约束力。规划一要解决电源与电网同步配套问题，保证项目有效益，送得出；二要处理好新能源发展与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关系，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鼓励发展分布式、就地消纳的新能源；三要因地因网制宜，注重新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不宜远距离输送，也无法就地消纳的，应暂缓发展，避免浪费。地方规划必须服从国家规划。
应对资源和环境挑战，必须始终坚持节能减排优先的原则，加快对高耗能、高耗材、高排放、低效能产业的技术改造。要积极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碳交易等多种市场方式，坚决避免以拉闸限电等简单行政手段推进节能减排。要根据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容量，科学安排节能减排指标，绝不能搞一刀切。
新能源发展关键在核心技术，不在装机容量。目前，新能源的许多核心技术我们还没有掌握，关键设备依赖进口。政府要完善新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体制，大力推动基础科研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科研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和完善新能源技术标准体系，加强检测、认证等技术服务。要遵循市场机制，吸引社会各类资金参与技术研发，加大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发挥风险投资基金等的作用，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
我国目前以电价补贴为主的新能源发展政策，更多地扶持了产业的中下游，刺激了产能，而没能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完善新能源电价加价政策，将新能源电价补贴额度，分解到地方，与各地区新能源核准项目相衔接。对自发自用的新能源，应同样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环境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要想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开发新能源，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量。在本文中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在新能源开发中所以注意的问题，希望能为我国新能源开发工作提供一些建议。开发和使用新能源不仅对我国环境有益，也能为世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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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改革的进步，生产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地质找矿工程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矿产资源开始供不应求。因此人们加大了对地质矿产资源的开发力度来解决供求问题，但由于过度的开采和不适当的开采方法，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并对相关的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如何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并且让地质找矿工程得到更加完善的发展，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现代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找出防范措施，为地质找矿工程寻求一条新的出路;现代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求地质找矿工程要与之相适应。
社会经济离不开发展，而发展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相关问题。我国建设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矿产资源，因此地质找矿工程从一开始发现矿产资源并开发利用这一个过程当中也是存在着许多问题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技术比较落后、开采方法不合理、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等。出现的这些问题同样也会制约着地质找矿工程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非常不利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必定会形成严重偏差。
我国的发展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步伐虽然已经踏入了国际的轨道，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是存在许多差距的。我国的地质找矿技术比较落后，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人为采矿。主要的找矿方式都是以钻探法和物探法为主的，而且使用范围比较普遍。但这两种方法比不是都适用，有些比较落后的老工作区往往会出现适用不当、技术缺乏的问题。
另外在找矿的选址上可能并不是十分的科学，在选址上可能对周围的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地质找矿工程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存在比较大的影响，在找矿过程中国也有可能引发生态问题的出现。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人们最关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找矿工程的危险我们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尤为重要。
面对地质找矿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人们心中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答案。因此我们就要从社会实际作为出发点来分析地质找矿工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明白，地质找矿工程是一项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工程，它要发展就必须离不开科学技术。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我国的技术发展是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状态，但与外国先进的技术相比，就显示出我国的技术落后。
其次，我国政府部门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发展重视程度并不是很高，人们在生活中还没有忧患意识。目前我国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还没有明确的没有节制，我国的矿产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我国还没形成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来规范地质找矿工程的发展。无规矩不成方圆，地质找矿工程如果要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发展，就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同时工作人员的安全也要得到有利的保障。目前我国地质找矿的情况的发展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因此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措施。
我国要加大对地质找矿工程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面对我国找矿技术落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学会 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会引进外国的技术;同时我国国内也要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力度，积极寻求适合我国地质找矿工程发展的新技术，并要学会不断地创新，为找矿工程的发展谋求一片新的天地。世界在未来的发展必然离不开科技。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掌握核心技术，因为无论在哪个领域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在未来的发展更加需要科学技术来作为辅助。
地质找矿的方式要科学合理，找矿要遵循大自然的发展的规律，在不破坏大自然的前提下，来选择适宜、合理的找矿地址。因此在选址的过程中我们要全面考虑，进行全面的调查进行数据分析，因此不仅仅要考虑到利益的需要，更要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发展。千万不可以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作出破坏环境的选择。现代经济的发展就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绿色环保。
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地质找矿工程的发展，强化工作人员的管理，确保安全性。因此我们在地质找矿工程中不但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还要培养高技术的科技人才。工作人员要拥有一定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警觉性。政府要重视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要求开采方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展开工作，以此来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也要提高工作人员的作业技术水平，对于潜在的危险因素能及时发现并能冷静应对处理;这样就能够避免各种安全问题的出现，确保安全。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必然离不开矿产资源，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矿产资源都是比较重要的资源，对我们的生活是存在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好好合理利用它，在地质找矿工程中要学会合理科学开发，杜绝资源浪费，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我们要加强对地质找矿工程的管理工作，面对地质找矿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解决，减低找矿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性。地质找矿工程的发展技术也要与时俱进，要摆脱落后，让找矿工程可以真正得到更加完善的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保证找矿工程安全进行，让地质找矿工程的发展可以符合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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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的促进下，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管理方式的升级，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科学化、规范化和高效性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本身就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同时由于受国际化教育形势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扩招和高校的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给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现存问题与新挑战，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发展，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1］我国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规模化、体系化的发展态势，高校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人事制度的管理。由于我国高校引进实施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时间不长，许多高校都存在着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守旧，还停留在过去人事制度管理的观念上。在管理方法上，受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也还存在着传统的行政命令传达和执行的方式。在管理中，这种严重的行政化使得高校本位的教学与科研被行政压制和干预，对于高校师资和人员的职业规划和职业能力培养缺乏应有的重视，也造成了员工理解错位，认为行政权力高于教学科研，而形成追求行政权力忽视教学科研的不良风气，影响高校教学科研的进步，使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降低。
从高校人力资源总量来看是充足的，但受到高校传统性结构的影响，加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发不力，使得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结构存在着职务、学历、学缘以及年龄等方面与教学和科研的不适应。结构性失衡总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总量过剩，在一些专业上教师力量不足，尤其缺乏高水平的教师。二是高校行政部门人满为患，行政化色彩严重，有的行政部门人浮于事，工作积极性差，对教学科研的支持力度不够，加之教学科研人员不足，导致教学和科研工作受阻。这种结构上的失衡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难点，也是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高效人力资源管理结构上的失衡与人员流动性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后，开始推行全员聘任制［2］。目的是为了能够灵活选拔优秀的教职工，但这一制度改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尤其是在行政人员的管理上，不但没有解除庞杂的行政人员占用编制，在教学科研人才的引进中，也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应当包含对员工的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但是从现状来看，大部分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在这方面都存在欠缺。有的高校开展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养，但是都是以较低层次的培训为形式，对员工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同时对于教学科研人员的过度使用，而忽视其能力的开发和个人的培养，在选拔新的教学科研人员时单以学历为标准，而忽视了教学水平。考核机制的不健全，尤其是在考核的内容上过于繁杂没有针对性。对于岗位差异等因素缺乏必要的考量，在考评标准上一刀切的问题，按照这一考核只能形成两个极端的考核结果，对大部分员工来说考核不具有影响性，不会影响到个人既得利益，也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此外，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在教职工的选拔招聘、薪酬福利等方面也都存在着管理上的问题，管理能力的有限使得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推进落实中也面临着困难。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以上问题是传统问题，从人事制度到人力资源管理每个阶段都存在。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新时期形势的变化，高效人力资源管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改革开放使我国开始融入国际竞争大潮，经济社会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包括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化趋势，也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受到国际高等教育的冲击，包括在人才资源的竞争、对我国教育理念的冲击以及对教育市场的冲击，都是我国高校面临的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吸收了大量来自国外的留学生，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的37万余名留学生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75所高校、科研和其他教学机构学习。而我国每年也有超过40万人的出国留学数量。从来华留学和工作的人员中，给我国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广泛的合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方法，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也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难点。
1．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加剧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压力。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建设分校区联合办学和增加新专业。首先，对于建设分校区或多校区联合办学的高校来说，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难题就是如何按照统一的管理思想来实施不同校区多样化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也反映在多校区合并新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因为多校区在学科建设、人力资源现状水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样的，对于多校合并的高校而言，更是存在着办学理念上的冲突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实施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思考，不能采用完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不能照搬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其次，针对高校不断增设的新学科，很多都是根据社会和市场的人才需求新设的学科，师资问题和如何规划设置课程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需要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时就开始配套引进专业教师，以便所开设的专业和学科能够开展正常的教学。同时，还要不断的对新设学科师资进行质量水平的提高，确保教学服务水平。2．高校招生的扩大带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压力。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全国高校扩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生源的扩大给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首要压力就是师资力量的不足。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大部分高校都存在师生比例失衡的问题，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师生比例为11．6︰1，到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17．53︰1，远高于国际公认为的合理比例。师生比例的扩大，使得教师承担着巨大的教学工作压力，对于教师个人而言，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培训和进行个人水平能力的提高。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面对该挑战，需要尽快招聘人才，为教学科研丰富人力资源储备。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源管理负担。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逐渐显现，并开始在各领域出现影响，不仅社会需要承担过高的养老压力和成本支持，高校也是离退休人员较多的单位。对此，作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老龄化问题明显。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健康老人的数量增加，尤其是在高校离退休的老人中更是有大量低龄健康的老人，对于高校而言，可以利用这一点，对退休老年人进行适当的开发利用，不但能够解决高校师资力量的不足，还能够为老年人的人生价值再添光彩。
针对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首先，转变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科学的管理理念。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分析，全面规划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如下图一所示，通过全面开展工作，解决现实的人力资源整体结构失衡和缺乏培养与考核配套制度等问题，为真正落实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做好细节和过程，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
解决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笔者认为，要结合挑战进行有针对性的策略实施，要本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来进行分析。首先，针对高校办学规模扩大带来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压力，要找出问题所在，通过对教职工心态的把握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要尊重不同校区教职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制定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并体现出人文关怀，解决其现实问题。其次，针对高校招生扩张带来的教师不足的问题，可以结合老龄化问题进行联合解决，开发老龄教师资源来缓解当前的师资力量不足问题，缓解其教学压力，并通过老教师的能力推动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同时，还可以通过招聘选拔的方式聘请兼职教师，解决新设专业和扩大招生带来的教师不足问题。最后，面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冲击和影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树立全球化的思维，全面、整体地看待这一问题，从文化包容和坚守两方面来解决矛盾。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关系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因此，正确认识和面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解决措施，提高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质量水平是关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关乎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水平质量提高的重要内容。重视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升高校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是现阶段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
我局自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一来，通过排查和自查工作后发现以下问题：
一、过去在岗位上存在监管力度和监管范围有盲点、采矿登记资料审查不够严和资源管理中执法不严等问题。
二、在思想道德天富平台上存在理论学习不够深入、不注重实践和调查研究、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权力观与党的规定不够吻合等问题。
四、在制度机制上存在制度机制不够健全、责任心不强、对制度规章执行不力和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六、在内部管理上存在执行工作流程不严密、内部管理不严格、排查和防控风险不够深入等问题。
面对排查出来的上述问题，我局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分析现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对照我局各种制度，发现产生问题的根源是：
一、部分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党性修养不够深刻、政治理论学习深度不够和执行法律法规政策不严等原因。
三、没有细化分工，责任落实不到位，对责任人员追究不力，造成工作不积极，责任心不强和有错不纠等现象。
通过此次排查，发现工作中出现的疏漏与知识滞后相关，因此，要想把工作做好，首先要从更新知识开始，只有新的知识，才能顺应经济发展潮流，才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把工作做好，才能顺应民心，才能为国家树立美好形象。
通过此次排查，我局发现了相关问题存在的根源，立即进行了整改。从老的一套思想束缚转换为现在思想更新、观念更新、领导分工，使责任明确落实到个人。工作效率和工作情绪明显得到提升。
制作廉政警示牌，从岗位职责、思想道德、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外部环境、内部管理、防控措施等多方位进行排查，找出漏洞，并提出整改措施，力争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思想滋生。
为更好更快的落实“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我局党组领导班子牵头，由专门领导负责，成立监察小组，不定时的对各股室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责成整改，对整改不力的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力争在“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中创佳绩，为国土资源健康有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只有不断的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才能应对社会巨变，顺应社会发展，才能够发现新变化，新问题，才能够想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二、贯彻落实，巩固成果。只有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巩固好工作成果，防止死灰复燃，才能够加强责任意识，防止麻痹大意。
1.1 城乡用地结构问题突出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也严重的加剧了用地的紧张程度。人口的分布与建设用地的差距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农村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对耕地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极大的激化了城乡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第二，粗放型的用地方式，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第三，用地结构的不合理加重了城市的交通拥挤情况，从而使得能源的利用率降低、人们的休憩空间减少，严重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直接的影响到城市土地对产业与人口的吸引力。
1.2 生态环境日益紧张 制约生态环境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我国资源分布不均、结构不佳和环境污染破坏两种因素。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缺水问题便已经出现，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水资源短缺的情况日益的严重，水资源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我国土地资源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平原少、山地多，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后备资源明显不足，因此可以成为建设用地的耕地非常的少。
1.3 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存在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区域竞争成为正常的现象，其可以使得生产要素实现优势积聚，但也会引发收益不均，拉大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表现是与同等级的外部行政单位进行的比较，因此容易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种观念的存在，很容易阻断技术和资本的流入，从而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我国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存在也使得地方政府以低价征收农村土地成为可能，城市对农村的圈地运动便由此而展开，而农民为了保护自身的土地权益，便会采取各种的手段，进而引发了城乡的土地权益争夺战，非常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不管是城市之间还是城乡之间的博弈，或者是区域之间的博弈，都是为了争取发展的主动权而引发的。这是因为不管是土地还是其他的资源，城市的增值空间永远都比农村大。
2.1 科学合理的利用土地 在2010年年末的时候，我国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终于问世，其从宏观上对我国城乡空间的开发格局进行了新的部署，依照开发的内容对全国主体功能区的意义，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城市化的发展要以都市区为重点，同时要包含一定的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第二，农产品生产区要以区域性农产地为重点，同时需要包含限制开发区；第三，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比较固定的，名录也非常的详细。
依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本规定，省级的主体功能区需要覆盖其所管辖的所有国土面积与海域，同时需要以县级的规划为基本单位。由于是以县级地域进行的规划，因此其主体功能区与城乡的规划上存在很大的冲突。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乡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区划的范围内产业结构的选择，其主要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是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滞后所导致的建设结构布局的不合理；另一方面是主体功能区划对空间结构的调整与布局。由于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编制涉及到评价因素“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潜力”以及“现有的发展密度”，因此，不同时期的评价结果不可能一样。由此可知，为科学合理的利用土地，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新增建设用地的依赖程度；同时两种不同类型的规划编制要适当的进行交叉，扩大新增用地的使用范围和规模。总之，城乡规划在制定编制阶段如果能够对规划内的建设用地进行集约化评价、实现集约利用，那么就可以有效的指导土地的利用，充分的发掘土地资源的潜力，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
2.2 实现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 在区域城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解决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必须制定与之相关的政策，并在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等方面严格的遵循。除此之外，还需要创新经济发展的思路，明确城乡建设用地的基本标准。当前我国的人均城乡建设用地呈现了一种基本的扩张趋势，导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状，即新增人均城市用地超过了实际的现实需要。为此，在进行城乡建设用地规划时，不能实施一刀切的做法，这种方法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可以通过抑制新增人均城乡建设用地的数量来实现有效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的目的。
目前，我国的人均建设用地基本上都处于高用地水平，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的浪费，这种用地方式是与当今我国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背道而驰的。为改变这种用地现状，需要对城乡建设用地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以集约用地为原则，按照不同的人均用地水平对城乡建设用地进行规划、设计。
2.3 优化空间结构 城乡的空间形态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服务价值。城乡内部空间结构不但能支持价值取向，同时也能阻碍价值取向，最主要的是要对城乡空间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
事实上，优化环境和降低能源消耗的重点并不一样，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只有充分的考虑到两者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空间结构的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的规划与城乡的用地规模、交通布局以及市政基础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合理的设施安置既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会避免资源的浪费；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规划能够有效的降低人们的交通出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空间发展问题，为此，国家出台了各种的空间规划策略来应对，但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这说明我国的城乡规划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善，虽然城乡规划存在着各种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把握好城乡规划的目标与发展趋势，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与目标，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并不断的完善各种法律法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实现空间结构的优化。
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别具魅力的哲学。两千多年前根据讲稿编辑的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里面充满了讨论与辨析，很多地方对同一个问题并没有完全确定的结论，而是从多个角度来辨明和评议，留下一部引人入胜的思想棋局。亚氏的《形而上学》主要是从理路上存疑，海德格尔哲学则是追问的哲学，他一生始终在追问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存在问题的追问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更是关系到每个最本己的此在，“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存在与时间》第七版序言）
始终保持追问的态势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特色，在他早期的两部著作中，《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便是关于存在意义问题的讨论，《形而上学导论》第一章就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从存在意义问题的追问中展开他的哲学之思，这也同时就是试图从存在论上阐发存在的意义。存在问题的追问是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思想的发端的。
海德格尔早期还是主要把存在问题的追问作为哲学运思的逻辑起点，侧重于从理路上进行分析，因为他在《存在与时间》导言里很细致的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并从存在的追问引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从而顺其自然地过渡到对此在的现象学描述。后期海德格尔则是把追问存在的意义作为了哲学之思的动力和源泉，在对语言和艺术的论说中仍然隐含着对存在的追问，让存在在语言中自在地敞开。
鉴于阅读范围和论文写作的要求，本文将严格从《存在与时间》和《形而上学导论》文本出发，仔细分析海德格尔重新用独特角度提出的存在问题，这对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和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海德格尔的哲学之境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所以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的重新领悟。（《存在与时间》第1页）
存在论是对存在的意义进行理论阐释的学说，对存在的追问从哲学的发端即古希腊时起便有了，古希腊哲学特点之一就是追问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追问世界各种存在者的本体。古希腊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各种探索大部分被归纳在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此书则就是以研究各种事物的最普遍性即存在为主要目标。近代以来，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哲学家不再把存在意义问题作为专门的课题来探索，或研究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或建立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
海德格尔为什么要重新提出存在意义问题，追问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的存在论虽然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取得过一些成就（到他写作《形而上学导论》的时候，他转为批判亚里斯多德，更多的是对巴曼尼德和赫拉克里特的残篇进行阐发），但更多的是对存在问题的误解和耽搁。海德格尔将他以前的存在论对存在问题的解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认为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亚里斯多德便持这种观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普遍性是超越的普遍性，而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族类上的普遍性可以按照类和属的区别和联系，最终归纳为一个最具普遍性的存在者。但“存在”不是一个类，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存在者，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归为一个最高普遍性的存在者。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有一定的肯定，认为他把“存在”这个超越的普遍性看作类比的同一性，而不是看作最高的存在者的类。而黑格尔认为“存在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虽然保留了存在的超越的普遍性的一面，但却把存在中蕴含的丰富性给抛弃了。海德格尔试图说明的是，“存在”一方面是一种超越的普遍性，一方面又不是空洞的，是与各种丰富的存在者相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是高低种属的联系。
第二类观点认为“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这是从它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因为用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无法给这种作为最高普遍性的存在来定义，也就是说，以现成的较低的存在者出发，无论怎样的抽象或归纳，始终无法到达那个最高普遍性的存在概念。那么，“存在”是否是个空洞的概念，存在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呢？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不可定义并不能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因为定义方法依据于传统逻辑，而逻辑本身还需要从存在论上来阐明根据（对逻辑的分析见《形而上学导论》第四章第三小节“在与思”）。存在问题不能完全用现成概念来回答，它完全需要一种全新的发问方式和进入方式，我们将要看到，海德格尔也正是这么做的。
第三类观点认为存在是自明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常识的观点，常识认为，诸如“我在”、“天是蓝的”，这类说法的意义是很明显的，无需深究的。海德格尔认为，这就说明了我们就生活在对存在的领会中，但是这种领会是晦暗的，我们日用而不自知，存在的意义我们并不知晓，存在的意义隐藏在晦暗中。
经过以上的论述，海德格尔总结和分析了以前的关于存在意义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存在问题不仅没有答案，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晦暗而没有头绪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问题。但是他马上立刻警觉，任何一种草率地提出存在问题，都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辙，使存在问题再一次陷入晦暗，有什么方法能够直接对存在发问，并且一直保持发问的态势，直至真正通达存在之境？
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事先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适当的解说。（《存在与时间》第9页）
海德格尔独特的运思方式决定了他独特的论说方式，他通常是从我们日常的论说方式或观点入手，再加以剖析辨明，引出其中隐藏着的存在论意义，直至在存在论上重新给予清晰的阐明。他在分析存在问题时，首先就准备对这一问题的发问本身作一番透视，要对这一存在意义问题作透视，首先又要对通常意义上的问题作一番考察，一个“问题”究竟包含了什么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任何问题即追问都是一种寻求，因此问题的第一层含义是问题的内容，就是说问题要解决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问题；问题还包括第二层含义即问题所问的对象，也就是说“被问及的东西”，对于此，我们似乎也是很好理解，比如问“花是什么颜色？”，那么花便是问题的对象；海德格尔认为，问题还包括第三层含义，即“问之何所以问”，这对于常识是很难理解的，这是说，我们为什么能提出问题？这一点我们通常是忽视的，也许我们可以回答，是因为我们有疑惑，有实践需要等等，但海德格尔没有这么轻易地绕过这个环节，他认为“问之何所以问”本身就与发问者的存在即此在有关系。当我们提出存在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牺身在对“在”的领会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把握存在，我们拥有的是“平均的含混的存在之领会”。而明确的阐明存在的意义和概念，都是从这种存在之领会中发生出来的。这里海德格尔试图说明，一方面我们拥有存在的领会，这为我们进行存在论的阐释提供前提，另一方面，这些领会却是晦暗不明的，而且是“平均和含混的”，这甚至阻碍了我们正确的进行存在论研究，产生的只是流俗的存在论。
海德格尔接着论述，“问之所问是存在”，存在者的存在不是一种存在者，哲学领会存在不要用另一种存在者来规定存在，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存在要求一种最本己的展开方式，这种展开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海德格尔接着说，“据此，问之何所以问，亦即存在的意义，也要求一种本己的概念方式。”（《存在与时间》第8页）
海德格尔在这里是在两层意义上使用“存在”含义的，一层是“问之所问”，按海德格尔的分析，“问之所问”是问题的对象，存在问题是就存在发问，这里存在是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东西出现的，笔者以为，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含义似乎就是不该使用的，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因为它必然将落入存在者中去。海德格尔也说“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存在的另一层含义，“问之何所以问”，根源于我们对存在的领会，这种对存在的领会同时就是此在的存在，存在于此才是作为本己的敞开，因此，存在作为“问之何所以问”意义时才是基础存在论上的存在概念。但是海德格尔在这里（《存在与时间》第8页）仍然反复提出作为“问之所问”意义上的存在。并接着说，要由选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由此来通达存在。看来，海德格尔这里强调作为“问之所问”的存在，是为了引入到特殊存在者即此在的分析上去，展开《存在与时间》的论说，而不再强调作为“问之何所以问”的存在。《存在于时间》中的存在概念还是“问之所问”意义上的。而到了《形而上学导论》时候，他开始强调作为“问之何所以问”意义上的存在概念，这一点下节再详加分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是要通过通达存在者在阐明存在的意义，他说，“要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如存在者本身所是的那样来通达它”。因此我们必须选定一种存在者作为范本，并且把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天然方式清理出来。海德格尔又从存在问题的追问本身入手，他认为，我们的对存在的研究、概念性的阐释都是追问存在问题的构成部分，而追问本身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这个发问所以实际上是由存在规定的，因此，存在意义问题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事先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解说。海德格尔这里有一个转折点，他试图从追问本身分析来引出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的存在论阐释。海德格尔的推论是，追问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追问作为我们的存在样式，存在由此在（我们这种存在者）的追问中本己的敞开，所以我们要对此在做一番考察。这个推论里面有一些比较模糊的东西，存在在此在的追问里本己的敞开，其实要真正让存在自在的敞开和澄明，只需要我们保持追问的态势、在思对存在的领会中，存在自然便能最本己的敞开。现在海德格尔要先对追问的存在者作一番考察，对此在的种种存在样态进行存在论的现象学描述，其实是作为敞开存在意义的一个入门环节，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此在的分析实在只是“基础性的分析”。《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便不再过多的对此在进行存在论阐释，而是直接在追问的态势中、在思对存在的领会和言说中，让存在自然的实现最本己的敞开，也就是后期的“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人不言而道自言。
因此，海德格尔的方法是通过存在者来通达存在，但是存在者本身要先由存在来规定，否则无从谈起存在者，然后又根据存在者来通达存在，这是不是一种循环呢？海德格尔解释说，存在者的确由存在来规定，但这种规定只是一种含混的对存在的领会，并没有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可用，作为此在的我们先行就有对存在的前存在论的领会，我们就生活在这种领会中，这种前存在论的领会就是我们的存在的本质建构，因此我们先行就有把存在者领会存在者的能力，我们可以就存在者来通达存在。所以这里并没有循环论证，因为，存在问题的回答本身就不是用推导方式进行推论，而在于用展开方式显露根据。就是说，存在问题的回答以我们前存在论意义上的对存在的领会为根源，这种领会本身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因此我们的存在的展开就为存在论上关于存在问题的回答提供给根据，甚至可以说，存在论上关于存在问题的解说本身就是我们存在的展开。
关于这个主导问题（追为在者的在），我自从发表《存在与时间》以来，在整个30年代，就力图发展这个问题，即不再是追问在者的在，而是追问在本身。（《形而上学导论》译者前言）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的一开始，同样首先提出了存在问题，作为引导我们理解存在意义的路径，《存在与时间》里哲学的主导问题到这里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但问法有些不同，“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不仅问法有些不同，就是对问题本身的处理方法也有些不同，《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对问题本身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从“问之何所以问”引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然后再通过对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阐释来通达存在，其中有比较明确的推论脉络可循。然而在《形而上学导论》里，海德格尔没有对问题进行形式化的分析，也没有立刻从问题转到对其他问题的论说上去，而是先对问题进行一番颇有意味的揣摩。
海德格尔看来，这一问题且不管如何去寻求答案，问题的提出只能在一种全新的境遇中才能产生，这种境界不是我们通常能遇到的，海德格尔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我们在何时才会遭遇存在问题，“在某种完全绝望之际，当万物消隐不现……当某种心花怒放之际……在某种荒芜之际。”这一问题作为询问在者整体，摆脱了所有琐碎的对存在者的询问，而是直接面对在者整体。这一发问源自我们对存在之领会，海德格尔把我们对存在的领会比作一次跳跃，通过这一跳跃，人就从所有先前的此在之遮蔽状态中完成了一次起跳。真是因为这，我们才能进入发问状态。此在对存在的领会就是“问之何所以问”的根源。
以上的分析实际上在《存在与时间》里已经出现过，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里对“追问”有了新的阐述。前面分析的都是追问之所从出即存在之领会，并没有对追问本身的存在意义和效应进行阐述。海德格尔认为，问题提出使我们进入发问状态中，“发问状态中我们不会停留在在者的任何一种日常领域中”，“我们超越了日常事物”（《形而上学导论》第14页）。这种发问完全是自由自在的，完全并真正地立足于自由的神秘基础之上，立足于我们称之为“跳跃”的基础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发问常常在问题提出时止步，但是真正进入存在问题的发问状态，“那么发问就是愿知。谁愿，谁将他整个的此在置入一番意愿中，他就在决断。”（《形而上学导论》第22页）在发问状态中，人实现了决断，也就是本己的存在。不仅如此，人的发问还能把存在者给揭示出来，海德格尔说，“我们的发问只开启这个领域，从而使在者在这种值得的追问的状态中得到曝光。”（《形而上学导论》第30页）“追问就是对我们的此在从最高级别将其保持在力量中的事物加以尊重的真的与对的唯一方法。”（《形而上学导论》第83页）
海德格尔还阐发了发问与此在的历史性的关系。“通过发问我们进入了一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之内，‘去在’是历史性的此在重新获得立足的基本前提。”（《形而上学导论》第40页）“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的此在就被召唤入此词的充分意义上的历史中，进入这一历史，进入这一历史的决断中。……这一发问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自身中就是历史性的，就将自身处于并保持于历事中，从这一历事并为着这一历事问起来。”（《形而上学导论》第45页）
与此相关，海德格尔还论述到了“发问”的反冲力，“但若问题确被提出，若发问确已进行，那么，就必定会从被询问的与向之询问的东西那里生发出一种向着问题自身的反冲，这一发问因此也就根本不是什么任意的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历事。”（《形而上学导论》第7页）于此，海德格尔阐释出“发问”本身的三层含义，“问之何所以问”，问题的所出即存在之领会；发问状态，此在之决断与历史性；发问的反冲力，发问之所归。这就使作为发问所从之出且所向之归的“存在”得以被本己的勾勒出来。
《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提问是“什么是存在的意义？”而到了《形而上学导论》时，则提出：“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种新提法的用意何在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虽然直接对存在意义进行发问，然而很快地就转入了对存在者即此在的现象学描述。而在《形而上学》里面，提出：“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仔细分析，这个问题引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提问，摆脱了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而直接面对在者整体，并在在者整体中询问在的意义。海德格尔在对待此在这样的特殊存在者时，一方面提出要抛弃所有特殊、个别的在者的优越地位，包括人在内；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海德格尔也阐释了发问的存在意义，包括问之何所以问的存在之领会，发文状态中的决断，发问反冲入存在，这样看来海德格尔也没有完全忽视作为发问者的此在的独特地位。海德格尔试图在更源初的存在意义上看待此在的存在，而不再过多地强调此在存在的独特性，从而展开更本己的存在论阐释。
其次，通过这样的发问，海德格尔还直面“在者与在”这样的麻烦问题，不过，甚至海德格尔也不敢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倒宁愿从词源学分析入手。希腊语中的存在者为φσι，“这个词说的是自身绽开，揭示自身的开展，说的是如此开展中进入现象，保持并停留于现象。”（《形而上学导论》第16页）于是海德格尔绕开了此在的存在而直接阐发作为存在者根源的绽开和持驻。海德格尔认为，问题又可以演变出“在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说，“追问在的本质”。然而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期望海德格尔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任何确定的答案只能使在重新沦为在者。但是海德格尔在这里提示了两条路，这两条路也许可以通向存在问题的解答。一条是对发问本身进行发问，于是引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而领会也就是此在的存在。一条路是对这个问题的载体——语言进行词源学的阐释，找出“在”这个词的词源学含义，也就是揭示此在对存在的源初领会，这种领会是把存在视作绽出并停留，在者层意义上，我们把一般的存在意义领会为绽出与停留。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把一般的存在意义同时与时间性相联系，“因此，必定是绽出的时间性本身的一种源初到时方式使对一般存在的绽出的筹划成为可能。”（《存在与时间》第494页）于是我们看出，海德格尔把一般存在的意义与“绽出的时间性”相联系。不过，他还是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到后期，他干脆放弃了这一问题，在对语言、艺术、天地人神的言说中自在地敞开存在之境。
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别具魅力的哲学。两千多年前根据讲稿编辑的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里面充满了讨论与辨析，很多地方对同一个问题并没有完全确定的结论，而是从多个角度来辨明和评议，留下一部引人入胜的思想棋局。亚氏的《形而上学》主要是从理路上存疑，海德格尔哲学则是追问的哲学，他一生始终在追问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存在问题的追问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更是关系到每个最本己的此在，“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存在与时间》第七版序言）
始终保持追问的态势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特色，在他早期的两部著作中，《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便是关于存在意义问题的讨论，《形而上学导论》第一章就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从存在意义问题的追问中展开他的哲学之思，这也同时就是试图从存在论上阐发存在的意义。存在问题的追问是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思想的发端的。
海德格尔早期还是主要把存在问题的追问作为哲学运思的逻辑起点，侧重于从理路上进行分析，因为他在《存在与时间》导言里很细致的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并从存在的追问引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从而顺其自然地过渡到对此在的现象学描述。后期海德格尔则是把追问存在的意义作为了哲学之思的动力和源泉，在对语言和艺术的论说中仍然隐含着对存在的追问，让存在在语言中自在地敞开。
鉴于阅读范围和论文写作的要求，本文将严格从《存在与时间》和《形而上学导论》文本出发，仔细分析海德格尔重新用独特角度提出的存在问题，这对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和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海德格尔的哲学之境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所以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的重新领悟。（《存在与时间》第1页）
存在论是对存在的意义进行理论阐释的学说， 对存在的追问从哲学的发端即古希腊时起便有了，古希腊哲学特点之一就是追问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追问世界各种存在者的本体。古希腊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各种探索大部分被归纳在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此书则就是以研究各种事物的最普遍性即存在为主要目标。近代以来，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哲学家不再把存在意义问题作为专门的课题来探索，或研究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或建立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
海德格尔为什么要重新提出存在意义问题，追问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的存在论虽然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取得过一些成就（到他写作《形而上学导论》的时候，他转为批判亚里斯多德，更多的是对巴曼尼德和赫拉克里特的残篇进行阐发），但更多的是对存在问题的误解和耽搁。海德格尔将他以前的存在论对存在问题的解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认为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亚里斯多德便持这种观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普遍性是超越的普遍性，而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族类上的普遍性可以按照类和属的区别和联系，最终归纳为一个最具普遍性的存在者。但“存在”不是一个类，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存在者，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归为一个最高普遍性的存在者。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有一定的肯定，认为他把“存在”这个超越的普遍性看作类比的同一性，而不是看作最高的存在者的类。而黑格尔认为“存在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虽然保留了存在的超越的普遍性的一面，但却把存在中蕴含的丰富性给抛弃了。海德格尔试图说明的是，“存在”一方面是一种超越的普遍性，一方面又不是空洞的，是与各种丰富的存在者相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是高低种属的联系。
第二类观点认为“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这是从它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因为用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无法给这种作为最高普遍性的存在来定义，也就是说，以现成的较低的存在者出发，无论怎样的抽象或归纳，始终无法到达那个最高普遍性的存在概念。那么，“存在”是否是个空洞的概念，存在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呢？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不可定义并不能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因为定义方法依据于传统逻辑，而逻辑本身还需要从存在论上来阐明根据（对逻辑的分析见《形而上学导论》第四章第三小节“在与思”）。存在问题不能完全用现成概念来回答，它完全需要一种全新的发问方式和进入方式，我们将要看到，海德格尔也正是这么做的。
第三类观点认为存在是自明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常识的观点，常识认为，诸如“我在”、“天是蓝的”，这类说法的意义是很明显的，无需深究的。海德格尔认为，这就说明了我们就生活在对存在的领会中，但是这种领会是晦暗的，我们日用而不自知，存在的意义我们并不知晓，存在的意义隐藏在晦暗中。
经过以上的论述，海德格尔总结和分析了以前的关于存在意义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存在问题不仅没有答案，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晦暗而没有头绪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问题。但是他马上立刻警觉，任何一种草率地提出存在问题，都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辙，使存在问题再一次陷入晦暗，有什么方法能够直接对存在发问，并且一直保持发问的态势，直至真正通达存在之境？
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事先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适当的解说。（《存在与时间》第9页）
海德格尔独特的运思方式决定了他独特的论说方式，他通常是从我们日常的论说方式或观点入手，再加以剖析辨明，引出其中隐藏着的存在论意义，直至在存在论上重新给予清晰的阐明。他在分析存在问题时，首先就准备对这一问题的发问本身作一番透视，要对这一存在意义问题作透视，首先又要对通常意义上的问题作一番考察，一个“问题”究竟包含了什么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任何问题即追问都是一种寻求，因此问题的第一层含义是问题的内容，就是说问题要解决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问题；问题还包括第二层含义即问题所问的对象，也就是说“被问及的东西”，对于此，我们似乎也是很好理解，比如问“花是什么颜色？”，那么花便是问题的对象；海德格尔认为，问题还包括第三层含义，即“问之何所以问”，这对于常识是很难理解的，这是说，我们为什么能提出问题？这一点我们通常是忽视的，也许我们可以回答，是因为我们有疑惑，有实践需要等等，但海德格尔没有这么轻易地绕过这个环节，他认为“问之何所以问”本身就与发问者的存在即此在有关系。当我们提出存在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牺身在对“在”的领会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把握存在，我们拥有的是“平均的含混的存在之领会”。而明确的阐明存在的意义和概念，都是从这种存在之领会中发生出来的。这里海德格尔试图说明，一方面我们拥有存在的领会，这为我们进行存在论的阐释提供前提，另一方面，这些领会却是晦暗不明的，而且是“平均和含混的”，这甚至阻碍了我们正确的进行存在论研究，产生的只是流俗的存在论。
海德格尔接着论述，“问之所问是存在”，存在者的存在不是一种存在者，哲学领会存在不要用另一种存在者来规定存在，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存在要求一种最本己的展开方式，这种展开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海德格尔接着说，“据此，问之何所以问，亦即存在的意义，也要求一种本己的概念方式。”（《存在与时间》第8页）
海德格尔在这里是在两层意义上使用“存在”含义的，一层是“问之所问”，按海德格尔的分析，“问之所问”是问题的对象，存在问题是就存在发问，这里存在是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东西出现的，笔者以为，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含义似乎就是不该使用的，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因为它必然将落入存在者中去。海德格尔也说“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存在的另一层含义，“问之何所以问”，根源于我们对存在的领会，这种对存在的领会同时就是此在的存在，存在于此才是作为本己的敞开，因此，存在作为“问之何所以问”意义时才是基础存在论上的存在概念。但是海德格尔在这里（《存在与时间》第8页）仍然反复提出作为“问之所问”意义上的存在。并接着说，要由选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由此来通达存在。看来，海德格尔这里强调作为“问之所问”的存在，是为了引入到特殊存在者即此在的分析上去，展开《存在与时间》的论说，而不再强调作为“问之何所以问”的存在。《存在于时间》中的存在概念还是“问之所问”意义上的。而到了《形而上学导论》时候，他开始强调作为“问之何所以问”意义上的存在概念， 这一点下节再详加分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是要通过通达存在者在阐明存在的意义，他说，“要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如存在者本身所是的那样来通达它”。因此我们必须选定一种存在者作为范本，并且把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天然方式清理出来。海德格尔又从存在问题的追问本身入手，他认为，我们的对存在的研究、概念性的阐释都是追问存在问题的构成部分，而追问本身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这个发问所以实际上是由存在规定的，因此，存在意义问题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事先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解说。海德格尔这里有一个转折点，他试图从追问本身分析来引出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的存在论阐释。海德格尔的推论是，追问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追问作为我们的存在样式，存在由此在（我们这种存在者）的追问中本己的敞开，所以我们要对此在做一番考察。这个推论里面有一些比较模糊的东西，存在在此在的追问里本己的敞开，其实要真正让存在自在的敞开和澄明，只需要我们保持追问的态势、在思对存在的领会中，存在自然便能最本己的敞开。现在海德格尔要先对追问的存在者作一番考察，对此在的种种存在样态进行存在论的现象学描述，其实是作为敞开存在意义的一个入门环节，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此在的分析实在只是“基础性的分析”。《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便不再过多的对此在进行存在论阐释，而是直接在追问的态势中、在思对存在的领会和言说中，让存在自然的实现最本己的敞开，也就是后期的“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人不言而道自言。
因此，海德格尔的方法是通过存在者来通达存在，但是存在者本身要先由存在来规定，否则无从谈起存在者，然后又根据存在者来通达存在，这是不是一种循环呢？海德格尔解释说，存在者的确由存在来规定，但这种规定只是一种含混的对存在的领会，并没有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可用，作为此在的我们先行就有对存在的前存在论的领会，我们就生活在这种领会中，这种前存在论的领会就是我们的存在的本质建构，因此我们先行就有把存在者领会存在者的能力，我们可以就存在者来通达存在。所以这里并没有循环论证，因为，存在问题的回答本身就不是用推导方式进行推论，而在于用展开方式显露根据。就是说，存在问题的回答以我们前存在论意义上的对存在的领会为根源，这种领会本身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因此我们的存在的展开就为存在论上关于存在问题的回答提供给根据，甚至可以说，存在论上关于存在问题的解说本身就是我们存在的展开。
关于这个主导问题（追为在者的在），我自从发表《存在与时间》以来，在整个30年代，就力图发展这个问题，即不再是追问在者的在，而是追问在本身。（《形而上学导论》译者前言）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的一开始，同样首先提出了存在问题，作为引导我们理解存在意义的路径，《存在与时间》里哲学的主导问题到这里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但问法有些不同，“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不仅问法有些不同，就是对问题本身的处理方法也有些不同，《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对问题本身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从“问之何所以问”引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然后再通过对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阐释来通达存在，其中有比较明确的推论脉络可循。然而在《形而上学导论》里，海德格尔没有对问题进行形式化的分析，也没有立刻从问题转到对其他问题的论说上去，而是先对问题进行一番颇有意味的揣摩。
海德格尔看来，这一问题且不管如何去寻求答案，问题的提出只能在一种全新的境遇中才能产生，这种境界不是我们通常能遇到的，海德格尔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我们在何时才会遭遇存在问题，“在某种完全绝望之际，当万物消隐不现……当某种心花怒放之际……在某种荒芜之际。”这一问题作为询问在者整体，摆脱了所有琐碎的对存在者的询问，而是直接面对在者整体。这一发问源自我们对存在之领会，海德格尔把我们对存在的领会比作一次跳跃，通过这一跳跃，人就从所有先前的此在之遮蔽状态中完成了一次起跳。真是因为这，我们才能进入发问状态。此在对存在的领会就是“问之何所以问”的根源。
以上的分析实际上在《存在与时间》里已经出现过，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里对“追问”有了新的阐述。前面分析的都是追问之所从出即存在之领会，并没有对追问本身的存在意义和效应进行阐述。海德格尔认为，问题提出使我们进入发问状态中，“发问状态中我们不会停留在在者的任何一种日常领域中”，“我们超越了日常事物”（《形而上学导论》第14页）。这种发问完全是自由自在的，完全并真正地立足于自由的神秘基础之上，立足于我们称之为“跳跃”的基础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发问常常在问题提出时止步，但是真正进入存在问题的发问状态，“那么发问就是愿知。谁愿，谁将他整个的此在置入一番意愿中，他就在决断。”（《形而上学导论》第22页）在发问状态中，人实现了决断，也就是本己的存在。不仅如此，人的发问还能把存在者给揭示出来，海德格尔说，“我们的发问只开启这个领域，从而使在者在这种值得的追问的状态中得到曝光。” （《形而上学导论》第30页） “追问就是对我们的此在从最高级别将其保持在力量中的事物加以尊重的真的与对的唯一方法。” （《形而上学导论》第83页）
海德格尔还阐发了发问与此在的历史性的关系。“通过发问我们进入了一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之内，‘去在’是历史性的此在重新获得立足的基本前提。” （《形而上学导论》第40页）“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的此在就被召唤入此词的充分意义上的历史中，进入这一历史，进入这一历史的决断中。……这一发问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自身中就是历史性的，就将自身处于并保持于历事中，从这一历事并为着这一历事问起来。” （《形而上学导论》第45页）
与此相关，海德格尔还论述到了“发问”的反冲力，“但若问题确被提出，若发问确已进行，那么，就必定会从被询问的与向之询问的东西那里生发出一种向着问题自身的反冲，这一发问因此也就根本不是什么任意的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历事。” （《形而上学导论》第7页）于此，海德格尔阐释出“发问”本身的三层含义，“问之何所以问”，问题的所出即存在之领会；发问状态，此在之决断与历史性；发问的反冲力，发问之所归。这就使作为发问所从之出且所向之归的“存在”得以被本己的勾勒出来。
《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提问是“什么是存在的意义？”而到了《形而上学导论》时，则提出：“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种新提法的用意何在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虽然直接对存在意义进行发问，然而很快地就转入了对存在者即此在的现象学描述。而在《形而上学》里面，提出：“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仔细分析，这个问题引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提问，摆脱了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而直接面对在者整体，并在在者整体中询问在的意义。海德格尔在对待此在这样的特殊存在者时，一方面提出要抛弃所有特殊、个别的在者的优越地位，包括人在内；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海德格尔也阐释了发问的存在意义，包括问之何所以问的存在之领会，发文状态中的决断，发问反冲入存在，这样看来海德格尔也没有完全忽视作为发问者的此在的独特地位。海德格尔试图在更源初的存在意义上看待此在的存在，而不再过多地强调此在存在的独特性，从而展开更本己的存在论阐释。
其次，通过这样的发问，海德格尔还直面“在者与在”这样的麻烦问题，不过，甚至海德格尔也不敢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倒宁愿从词源学分析入手。希腊语中的存在者为φσι，“这个词说的是自身绽开，揭示自身的开展，说的是如此开展中进入现象，保持并停留于现象。”（《形而上学导论》第16页）于是海德格尔绕开了此在的存在而直接阐发作为存在者根源的绽开和持驻。海德格尔认为，问题又可以演变出“在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说，“追问在的本质”。然而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期望海德格尔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任何确定的答案只能使在重新沦为在者。但是海德格尔在这里提示了两条路，这两条路也许可以通向存在问题的解答。一条是对发问本身进行发问，于是引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而领会也就是此在的存在。一条路是对这个问题的载体——语言进行词源学的阐释，找出“在”这个词的词源学含义，也就是揭示此在对存在的源初领会，这种领会是把存在视作绽出并停留，在者层意义上，我们把一般的存在意义领会为绽出与停留。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把一般的存在意义同时与时间性相联系，“因此，必定是绽出的时间性本身的一种源初到时方式使对一般存在的绽出的筹划成为可能。”（《存在与时间》第494页）于是我们看出，海德格尔把一般存在的意义与“绽出的时间性”相联系。不过，他还是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到后期，他干脆放弃了这一问题，在对语言、艺术、天地人神的言说中自在地敞开存在之境。
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别具魅力的哲学。两千多年前根据讲稿编辑的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里面充满了讨论与辨析，很多地方对同一个问题并没有完全确定的结论，而是从多个角度来辨明和评议，留下一部引人入胜的思想棋局。亚氏的《形而上学》主要是从理路上存疑，海德格尔哲学则是追问的哲学，他一生始终在追问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存在问题的追问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更是关系到每个最本己的此在，“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存在与时间》第七版序言）
始终保持追问的态势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特色，在他早期的两部著作中，《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便是关于存在意义问题的讨论，《形而上学导论》第一章就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从存在意义问题的追问中展开他的哲学之思，这也同时就是试图从存在论上阐发存在的意义。存在问题的追问是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思想的发端的。
海德格尔早期还是主要把存在问题的追问作为哲学运思的逻辑起点，侧重于从理路上进行分析，因为他在《存在与时间》导言里很细致的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并从存在的追问引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从而顺其自然地过渡到对此在的现象学描述。后期海德格尔则是把追问存在的意义作为了哲学之思的动力和源泉，在对语言和艺术的论说中仍然隐含着对存在的追问，让存在在语言中自在地敞开。
鉴于阅读范围和论文写作的要求，本文将严格从《存在与时间》和《形而上学导论》文本出发，仔细分析海德格尔重新用独特角度提出的存在问题，这对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和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海德格尔的哲学之境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所以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的重新领悟。（《存在与时间》第1页）
存在论是对存在的意义进行理论阐释的学说，对存在的追问从哲学的发端即古希腊时起便有了，古希腊哲学特点之一就是追问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追问世界各种存在者的本体。古希腊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各种探索大部分被归纳在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此书则就是以研究各种事物的最普遍性即存在为主要目标。近代以来，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哲学家不再把存在意义问题作为专门的课题来探索，或研究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或建立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
海德格尔为什么要重新提出存在意义问题，追问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的存在论虽然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取得过一些成就（到他写作《形而上学导论》的时候，他转为批判亚里斯多德，更多的是对巴曼尼德和赫拉克里特的残篇进行阐发），但更多的是对存在问题的误解和耽搁。海德格尔将他以前的存在论对存在问题的解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认为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亚里斯多德便持这种观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普遍性是超越的普遍性，而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族类上的普遍性可以按照类和属的区别和联系，最终归纳为一个最具普遍性的存在者。但“存在”不是一个类，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存在者，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归为一个最高普遍性的存在者。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有一定的肯定，认为他把“存在”这个超越的普遍性看作类比的同一性，而不是看作最高的存在者的类。而黑格尔认为“存在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虽然保留了存在的超越的普遍性的一面，但却把存在中蕴含的丰富性给抛弃了。海德格尔试图说明的是，“存在”一方面是一种超越的普遍性，一方面又不是空洞的，是与各种丰富的存在者相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是高低种属的联系。
第二类观点认为“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这是从它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因为用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无法给这种作为最高普遍性的存在来定义，也就是说，以现成的较低的存在者出发，无论怎样的抽象或归纳，始终无法到达那个最高普遍性的存在概念。那么，“存在”是否是个空洞的概念，存在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呢？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不可定义并不能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因为定义方法依据于传统逻辑，而逻辑本身还需要从存在论上来阐明根据（对逻辑的分析见《形而上学导论》第四章第三小节“在与思”）。存在问题不能完全用现成概念来回答，它完全需要一种全新的发问方式和进入方式，我们将要看到，海德格尔也正是这么做的。
第三类观点认为存在是自明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常识的观点，常识认为，诸如“我在”、“天是蓝的”，这类说法的意义是很明显的，无需深究的。海德格尔认为，这就说明了我们就生活在对存在的领会中，但是这种领会是晦暗的，我们日用而不自知，存在的意义我们并不知晓，存在的意义隐藏在晦暗中。
经过以上的论述，海德格尔总结和分析了以前的关于存在意义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存在问题不仅没有答案，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晦暗而没有头绪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问题。但是他马上立刻警觉，任何一种草率地提出存在问题，都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辙，使存在问题再一次陷入晦暗，有什么方法能够直接对存在发问，并且一直保持发问的态势，直至真正通达存在之境？
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事先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适当的解说。（《存在与时间》第9页）
海德格尔独特的运思方式决定了他独特的论说方式，他通常是从我们日常的论说方式或观点入手，再加以剖析辨明，引出其中隐藏着的存在论意义，直至在存在论上重新给予清晰的阐明。他在分析存在问题时，首先就准备对这一问题的发问本身作一番透视，要对这一存在意义问题作透视，首先又要对通常意义上的问题作一番考察，一个“问题”究竟包含了什么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任何问题即追问都是一种寻求，因此问题的第一层含义是问题的内容，就是说问题要解决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问题；问题还包括第二层含义即问题所问的对象，也就是说“被问及的东西”，对于此，我们似乎也是很好理解，比如问“花是什么颜色？”，那么花便是问题的对象；海德格尔认为，问题还包括第三层含义，即“问之何所以问”，这对于常识是很难理解的，这是说，我们为什么能提出问题？这一点我们通常是忽视的，也许我们可以回答，是因为我们有疑惑，有实践需要等等，但海德格尔没有这么轻易地绕过这个环节，他认为“问之何所以问”本身就与发问者的存在即此在有关系。当我们提出存在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牺身在对“在”的领会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把握存在，我们拥有的是“平均的含混的存在之领会”。而明确的阐明存在的意义和概念，都是从这种存在之领会中发生出来的。这里海德格尔试图说明，一方面我们拥有存在的领会，这为我们进行存在论的阐释提供前提，另一方面，这些领会却是晦暗不明的，而且是“平均和含混的”，这甚至阻碍了我们正确的进行存在论研究，产生的只是流俗的存在论。
海德格尔接着论述，“问之所问是存在”，存在者的存在不是一种存在者，哲学领会存在不要用另一种存在者来规定存在，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存在要求一种最本己的展开方式，这种展开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海德格尔接着说，“据此，问之何所以问，亦即存在的意义，也要求一种本己的概念方式。”（《存在与时间》第8页）
海德格尔在这里是在两层意义上使用“存在”含义的，一层是“问之所问”，按海德格尔的分析，“问之所问”是问题的对象，存在问题是就存在发问，这里存在是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东西出现的，笔者以为，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含义似乎就是不该使用的，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因为它必然将落入存在者中去。海德格尔也说“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存在的另一层含义，“问之何所以问”，根源于我们对存在的领会，这种对存在的领会同时就是此在的存在，存在于此才是作为本己的敞开，因此，存在作为“问之何所以问”意义时才是基础存在论上的存在概念。但是海德格尔在这里（《存在与时间》第8页）仍然反复提出作为“问之所问”意义上的存在。并接着说，要由选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由此来通达存在。看来，海德格尔这里强调作为“问之所问”的存在，是为了引入到特殊存在者即此在的分析上去，展开《存在与时间》的论说，而不再强调作为“问之何所以问”的存在。《存在于时间》中的存在概念还是“问之所问”意义上的。而到了《形而上学导论》时候，他开始强调作为“问之何所以问”意义上的存在概念，这一点下节再详加分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是要通过通达存在者在阐明存在的意义，他说，“要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如存在者本身所是的那样来通达它”。因此我们必须选定一种存在者作为范本，并且把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天然方式清理出来。海德格尔又从存在问题的追问本身入手，他认为，我们的对存在的研究、概念性的阐释都是追问存在问题的构成部分，而追问本身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这个发问所以实际上是由存在规定的，因。
